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饥荒
发信人: lovenoend (九天), 信区: history标 题: 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饥荒zz
发信站: 两全其美 BBS (Wed Mar 30 21:25:10 2005), 本站(lqqm.net)
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饥荒
有关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网上谈的人很多。好象关注民国时期的大饥荒的人不是很多。其实，民国时期的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下面我整理了部分资料，其中包括一些外国记者采访中国大饥荒的一些资料，供网友们参考。采访过民国时期中国大饥荒的记者很多，其中有美国人斯诺（EdgarSnow）、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英国人哈里森•福曼（Harrison Forman）等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滩的某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环卫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饿殍来。有人认为民国时期的战争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对。1929年斯诺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这本书中有很多斯诺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饿死人不一定非得是战争造成的。民国时期的中国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战争。战争不能完全解释民国饥荒的成因。另外，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和平时期，也经常会发生大饥荒的事情。拿印度来说，2004年，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孟买就饿死了近一万儿童。2004年的印度3.5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
手头上资料不多，统计民国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有：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对民国时期的这些大饥荒，不少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们更愿意强调天灾而不是人祸的一面。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 “Passage to China”，[url]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7608[/url]）
下面是参考的部分资料。
资料1：
“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url]http://www.chinaeweekly.com/viewarticle_gb.aspx?vID=664)[/url]
资料2：
“这是一个看过新旧中国的人，这是一个冷眼看世界的人，这是一个看着毛从夺权到掌权的人，这是一个以新闻自由为信条的人，是他把毛和红军介绍给世界，还是他在新中国建立后十次访华，毛对他无所不谈，就连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林也远不及他，四个伟大讨嫌也是对他说的，如果问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外国人能对毛说三道四，唯一的人选就是他。他对对于苦难的中国人民怀有极其特殊的感情，以致于死还要埋葬在他们身边。一位朋友介绍给我，他笔下写过大饥荒和饿死上千万的事，建议我推荐给网上饥饿的人们。非常遗憾的是，时间是1930而不是1960，这段史实只能用来讨伐国民党，而不是象民运那样讨伐GCD。”（杨志《斯诺笔下的大饥荒和饿死上千万》）
资料3：
“我们在黎明之前离开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汤池”的高大的木头城门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的魔力面前霍地打了开来，拖着门上的链条铛铛作响。在熹微的晨光中，军用大卡车隆隆驶过飞机场，当时每天都有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去侦察和轰炸。
对于一个中国旅客来说，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会勾起他对本民族丰富多采的绚烂历史的回忆。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一小时以后，我们摆渡过了渭河，在这个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肤色发黑的野蛮的人发展了他们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传说。快到正午的时候，我们到了宗蒲县。大约两千两百年前，那个最先“统一”中国的威赫一时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这个筑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诞生的。秦始皇第一个把他的国家的古代边境城墙都连结起来，形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伟的砖石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摘自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
;
资料4：
“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这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回到繁华的上海，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此时，上海正在准备中华民国十七周年的庆典。鲍威尔要斯诺写点文章，以便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在黄浦江畔，斯诺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那些可怕的景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正是那些闻所未闻而真实存在的死亡景象，使他放弃了原来的幻想，转而为中国的命运而大声疾呼。
1928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斯诺当即写了《中国五大害》加以报道：“今年，在遥远荒漠的陕西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传来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的消息。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人正陷于绝境，--河南和甘肃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深受其害的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但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助，以缓解可怕的苦难。“不久，斯诺再次前往张家口、内蒙等饥荒地区，继续向西方读者报道受灾难民的真实情况，并写下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长篇通讯，记述了许多令人心悸的场面。六个星期过去了，斯诺并没有离开中国。他发现美国给蒋介石源源不断的援助没有用来救灾，反而大力扩充军备。连年的战乱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摘自电视记录片《在历史现场》[url]http://www.dxp.org.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9&;ArticlePage=3[/url]
资料5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萨斯城的一位年轻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黄河河套以南的黄土高原上。斯诺当时二十四岁，是来调查关于饥荒并进行报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诺结识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轻人，他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一起在中国目睹了人民饿死的惨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摘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url]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wars/changzheng/changzheng.html[/url]
资料6
“民以食为天。人们的辛勤劳作、革命造反以至作奸犯科，归根结底是吃饭问题。牺牲人性、人格、贞节、尊严等等俗称不要脸皮的劣行，也大多同肚皮有关。任何政权的长治久安，无不取决于民生问题解决得怎样。人口大国的中国尤其如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就是养活4．75亿中国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预言，同历届中国政府一样，共产党政权也将因无力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垮台。艾奇逊的话有一半说对了。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成功地解决了吃饭问题的不多，民不聊生是王朝更迭的主要原因。灾祸频仍、赤地千里、哀鸣遍野、饿殍载道之类记载，史不绝书。以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大饥荒为例。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
美国记者斯诺此时正在内蒙古旅行。他说：“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他在晚上看到饿死的灾民，次日清晨就不见尸体的踪影，因为已经变成了另一部分饥民活命的口粮！斯诺说，亲眼目击的华北西北大灾荒，是他的一个“觉醒点”。他从这里认识了人间的真相，了解了阶级、阶级斗争的由来。这就是他无保留地同情、支持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思想基础。”
曾子师《饿饭• 温饱• 觉醒点》
[url]http://www.hljdaily.com.cn/gb/content/2002-10/24/content_72245.htm[/url]
资料7：
“2000年一月，我们第一次来到土默特右旗，这里位于内蒙古西部,呼和浩特和包头之间，是一个普通的农业旗，在内蒙古，旗相当于县。1929年，23岁的埃得加-斯诺从北平乘火车来到这里，记录了当时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斯诺说，他从这片土地上开始真正了解中国，这里是他一生的觉醒点。
七十一年之后，距离旗政府所在地萨拉齐西南30公里的大城西乡五圣公村，也成为我们关注中国农村生产生活的样本。五圣公人口1700多，拥有土地10000多亩。按照1999年的统计，全村人均收入2500元左右，这正好是中国农民的年人均收入水平。
从春种到秋收,我们的镜头记录了农民刘二后和他的同乡到底该种什么才挣钱的烦恼,也记录了他们在在丰收时的喜悦,和对来年好光景的期盼。
在中国，象他们一样在土地上耕耘的农民有好几亿人。
国庆前夕，我们又来到了萨拉齐。斯诺的塑像依然矗立在那里，知道斯诺与萨拉齐那段故事的人很少，所以这里仍然十分的安静。一墙之隔的大街上却是另外一副景象,纵贯全镇的主干道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如果不往小巷里走,原来的萨拉齐已经看不到了。 ”
（斯诺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
[url]http://www.cctv.com/special/204/1/14311.html[/url]）
资料8：
“二十年代末连续三年大饥荒，使陕北赤地千里饿殍遍布。那个后来名声大噪的二十三岁的美国记者斯诺，本来打算在这里找到东方的魅力，但是，他在这里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人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那是一段恶梦般的时间，眼前尽是些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尸首：“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把什么都卖了--房上的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 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时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
饥饿的人们无力走出纵横千里的饥饿圈，只好卖儿女卖婆姨卖自己。佳县黄河岸边渡口是卖人的市场，陕北人向山西人卖自己的亲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没有哭泣，没有离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饥饿，阴森的死亡之气把他们吓住了，都盼望快有人来把自己领走。卖不出去的人就地饿死在那里，最后连人贩子也饿死了。而后来者又黑压压地来到尸体边继续等死。有首歌子叫《卖娃娃》：
民国十三年，
遭了大年成，
高梁面刷糊糊，
三天喝两碗。
可怜实可怜，
可怜实可怜，
大的五六岁，
小的两三岁，
奶头上一个怀抱抱，
谁要卖给谁呀么哎嗨哎。
摘自木木《情歌·情种》[url]http://www.phoenixtv.com/home/zhuanti/zjzx/zjzxgrzl/grzlmm/200308/15/97360.html[/url]
资料9：
“田野龟裂，千里荒野，饿殍遍地……1936年的一天，“国际社”的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见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赤裸全身，骨瘦如柴……这些外国记者感慨地摄下饥民流离失所的景象。
遍地饿殍 满目疮痍
从1930年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天灾人祸频繁、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连年不断。据当时报纸和省赈济会公布的资料，1932年全省有16县受灾，1933年增至53县，1934年为101县，1935年为108县，1936年、1937年几乎无县不灾。而人祸更可怕，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富户乘机囤积居奇，米价疯涨。
水旱灾严重的1934年，饥民靠野草、树叶、树根、白泥(俗称观音土)勉强度日。省政府不断收到告急文书：邻水县几天内就饿死300多人；古蔺县饿死3000余人；泸县白节镇饥民抢挖白泥30余处，深数丈，以致岩土崩溃压死多人；因食白泥消化不良而死的新闻也接连不断。四川省政府向中央政府告急请求赈济。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就这样，四川老百姓在战乱饥馑中迎来更为恐慌的1936年。1936至1937年上半年，四川全境久旱不雨，形势相当严峻。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据统计，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宣汉通讯”记载：1936年4月20日之前，重庆每日饿死10人左右，其后上升为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记载：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
川北旺苍县是重灾区。黄洋乡当年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占总人数的14.83%。大量饥民涌向市镇乞讨以求生机，但饿死街头巷尾的比比皆是。据72岁的老人谌洪发回忆，丙子年(1936年)有一天在王子珍锅厂外，他亲眼看到饿死48人。饥民饥不择食，当时本街的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有人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蜂拥而来，趴在地上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身体稍好点酒醒后，慢慢又回到锅厂的空屋子里。一些气息奄奄的饥民喝酒后，就醉死在地，一命呜呼。饥民成群上街乞食，饥饿难忍，见食物就抢。凡是卖熟食的，手里都拿根棒防抢。饥荒使人性泯灭、变态，令人发指的“人吃人”的悲剧层出不穷。旺苍县余家沟有个秦老幺，他两个儿子饿死后，秦老幺把儿子身上的肉割下来吃了，但最后他还是饿死了。这些人吃人甚至吃活人的事件虽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在灾年已是司空见惯。
1937年四川仍为大灾。1937年3月10日《新蜀报》报道：武胜县每日饿死人数在400人以上。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四川的悲惨灾况并号召各个阶层的救济，但这并没能缓和严峻的灾情。
国民政府 假面救灾
曾在当时四川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更可恶的是，一些办赈人员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揩油，如蓬溪县公安局长陶子国竟吞食赈款一万多元。灾情如此惨烈，军阀当权的省政府，仍严征课税，驻军拉夫征丁。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四川省灾情更是漠然。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记载：蒋介石来川招待官绅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照下来的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看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一时间，各种救灾“验方”、“神药”纷纷问世，可惜都是纸上谈兵。病急乱投医，各地纷纷崇尚迷信，“拜神祈雨”。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道，怪闻不绝，令人真假莫辨。然而这一切活动都不灵验，钟磬锣鼓、香烟缭绕中，人越死越多。又据说：宜宾专员冷寅东，认为吃白泥巴观音土可疗饥救荒，请某大学鉴定。上海科学家回信称：白泥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吃百斤可获热能三百卡云云。可是各地灾民吃了这种“有科学根据的”白泥巴，排不出大便，腹胀如鼓，匍匐呻吟，胀得喊爹喊娘，死亡者难计其数。可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把人民的安危放在眼里，记在心上。只能靠拜神弄鬼救灾的年代，无依无靠的老百姓确实只有依靠看不见摸不着的老天爷了！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到了7月7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提供大量人力、财力和粮食，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
《遍地饿殍》[url]http://www.mca.gov.cn/artical/content/200481214182/20041014160239.html[/url]
资料10：
“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实在难言。”这是最迟在20世纪60年代笔者家乡中原一带还广泛流传的一句河南坠子曲词。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据河南籍作家刘震云披露（见他的历史报告作品《温故1942》），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上岁数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飞蚂蚱那一年，一个村饿死几十口。”“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路上。姥姥同村的郭有运，逃难中因卖小女儿为老母亲看病，与老婆大打一场。老娘最终还是病死了。大女儿害天花死在洛阳教会的慈善院。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掉到车轮下被轧死。等到陕西，全家六口只剩老婆和他，给人家放羊。不久老婆又被人拐跑，下落不明。郭有运命大，至今健在。回忆起往事，他说：“早知道一家人这个下场，哪用逃难啊，在家等死一家人死在一起也比这强。”
据当时重庆《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报道，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数额一点也没减少。陈布雷说，蒋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样，蒋介石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一些政府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大发横财。来自西安、郑州的奸商，地方政府的小官吏、低级军官，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张高峰6000字的报道《豫灾实录》。2日，《大公报》刊发主笔王芸生根据这篇实录激情写作的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这时，正逢《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的荣誉奖章，王芸生本拟亲去领奖。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通知王芸生：“蒋委员长要我通知你，你去美国的访问被取消了。”
中原几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就这样成为新闻媒体的盲区。在此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了河南这片灾难深重的千里赤地。“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那儿得知，河南320万农民正濒临饿死。这位外交官私下里让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传教士描写这场大灾难情形的信件。中国记者都不敢前去采访，因为指责政府即使不让他们丢掉脑袋，也会让他们丢掉饭碗。”1943年2月，白修德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两位记者坐着手摇巡道车自潼关来到洛阳。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在郑州，他们受到最热情的款待，吃上了最好的筵席。河南省政府宴请他们的菜单如下：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3个撒满白糖的馅饼。在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时候，白修德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的宴席之一”。“当白修德归结出虽然大自然制造了这次饥荒，但是致使百姓大量死亡的是国民党政府时，他的恐惧感很快发展成愤慨。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质，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因此，由于失算、忽视和冷漠，估计有二三百万的农民被活活饿死。”
白修德的愤怒无以言表。在由郑州返回重庆途径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白修德义愤难平，向《时代》周刊本部匆促发稿。按照惯例，国民党中宣部要例行检查。凑巧的是，这份电报竟躲过国民党严密的新闻检查，顺利发到纽约。
1943年3月，白氏的报道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她十分恼火，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解职白修德。卢斯非常愤怒，你宋美龄算哪根葱？你以为这是中国？“我只会因此更加器重他！”
回到重庆，白修德将沿途所见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报告给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使馆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并拜会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和宋庆龄，“竭尽全力为河南人民寻求帮助。对于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白修德都会倾吐他对中国受灾农民悲惨命运的深切愤慨”。他毫无不掩饰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说：“我开始让每一个我认识的人愤怒起来。”
“白修德意识到自命为河南农民的救助者超越了职业范围，可是他不能平息自己的愤怒。他苦苦要求美国大使馆的官员给予帮助。‘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他在给孙夫人的信中，诚恳地请求她在她的妹夫蒋总司令面前说说情。他还恳求中国国防部长和立法机构的首脑给河南提供救济物质。很明显，由于他指责政府官员的腐败恶化了河南的饥荒，被刺痛的有关领导在重庆反咬一口，说白修德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上帝，我还来不及反应，全城人就把我视为敌人。’在一封写给《时代》周刊编辑的信中，白修德解释他如何地‘怒不可遏’，以及又怎样地无可奈何，‘我知道，这不是我制造自由的民意或者单枪匹马主张自由报道的地方。不过，我得做些事情。’”白修德通过宋庆龄，请求面见蒋介石。起初宋庆龄说：蒋介石在长时间单调的外出视察后非常疲惫，需要休息几天。白修德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的生命，一刻也不能耽搁。他建议宋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时，要像他白修德向宋庆龄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宋庆龄说：那就必然有人被杀头。白修德说：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头落地，也不要畏缩。否则，河南的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
白修德花了五天的工夫软磨硬泡，终于得以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当白修德向他高谈阔论时，他手抚下巴，不流露丝毫感情。”“我让他看了一些作品，并告诉他他的政府是如何的腐败。”“蒋不时咕哝几句，但随即就试图否定白修德的观点。”“起初，他不相信野狗从沙堆中掏死尸的报道。”蒋说：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白修德说：我亲眼看见狗吃人！蒋说：这是不可能的！白修德将呆在接待室里的福尔曼叫进来，将他们拍摄到的灾区照片，几只野狗正站在扒出来的尸体上，摊在蒋介石的面前。白修德看见委员长的两膝微微哆嗦起来，一种神经性的痉挛。
于是一些人头开始落地。第一颗人头不是别人，正是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是他“泄露机密”！“为了响应白修德关于饥荒的报道，满载粮食的列车开始抵达河南，施粥所开始运作，大量银元也从重庆流向灾区。”
（《时代》周刊与1942年中原大饥荒《南方周末》 2003-06-26
[url]http://www.china.org.cn/chinese/HIAW/354814.htm[/url] ）
（文中关于白修德的内容，引号部分均来自《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乔伊斯·霍夫曼着，胡友珍、马碧英译，2001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未加引号部分的核心资料来自刘震云《温故1942》---作者注）
资料11
“1943年发生的两件事情，成为鲁斯与白修德关系的重要转折点。1943年冬，由于持续干旱，河南发生大饥荒。白修德对其进行了实地考察，这次经历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白修德在一位美国外交官处看到了一些河南传教士描述这场大灾难的信件，并得知中国记者因为怕丢饭碗甚至掉脑袋不敢去采访。于是，白修德和《伦敦时报》的哈里森•福曼（Harrison Forman）一道前往河南。一路上，白修德亲眼目睹了饥荒的惨状。他对此作了详细的新闻报道，并及时发回了时代公司总部。但他的文字经《时代》周刊大加删节，只注销片段电文，面目全非。白修德回到重庆后，又遭到了重庆政府的报复，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宋美龄甚至要求鲁斯开除白修德，鲁斯的回答是：“我因此会更器重他”。鲁斯对白修德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了。“
罗 宣 《抗战后期鲁斯与白修德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论述评》
资料12
“20世纪30到40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吸引和造就了众多的西方记者，根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的说法：当时有“十多个第一流的美国记者逐日地报道”中国战况。在这些人中，白修德（TheodoreH．White，1915－1986）当之无愧地占据一个重要席位。白的杰出不仅因为他采写的中国报道数量多、影响大，他对新闻事业的执着追求、不向强权低头、最终摘取“普利策”新闻奖的拼搏精神也成为一代年轻记者的楷模。
有几名世纪风云人物曾影响了白修德的记者生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了坚持自己的追求，白修德不惜与这些大人物一一决裂。第一个大人物是他的恩师、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权威费正清教授。据美国记者哈尔伯斯坦（DavidHalberstam）透露，1934年，穷人家的孩子白修德考上了哈佛大学，不久就拜在费氏门下。费氏夫妇对其关怀备至，视同己出。白修德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因当时的汉学研究不景气，费氏就力荐高足去当新闻记者，去中国建立功业。费氏送给学生一台打字机，写了6封推荐信，并从此密切关注白修德的动向。一些学者认为，白修德“有生之年不论写任何东西都是设想费正清要阅读的”。白修德到中国后一直与费氏“亲如家人”般地通信。然而，1944年，白修德一系列批评蒋介石消极抗战、同情中共的报道引起了费氏的强烈不满。他给学生写了一封严厉的、“极其残忍”的信，其中说：“我为你感到羞耻。你的朋友为你感到羞耻。你的国家正在受骗。你必须表明你的立场。”
白修德没有低头，导师的信使他揭露中国现实的决心更加坚定。他不久写出的《中国的惊雷》引起了美国文坛的震动，亦令导师为之侧目。费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时保守地评论此书“鲜明、锋利、诚实，会有广大的读者”。在后来的时光中，白修德是否与恩师达成了和解一直是史家考证的悬案。不过，从白修德自传中的有关描写倒的确可以看出他对导师的一往情深。
影响白修德记者生涯的大人物还包括蒋介石夫妇。对蒋宋，白修德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用他的话说就是从“尊重”到“惋惜”再到“鄙视”。早期，白修德也和许多美国记者一样，对蒋夫人颇多溢美之词，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当他试图披露某种官方不愿见到的现实时，麻烦就来了，国民党政府就给予不断地阻挠。最突出的一次发生在1943年，当时，白修德冲破封锁去河南采访大饥荒。他将遍地饿殍、人肉相食的情景写成系列报道，发表在《时代》杂志上。时值宋美龄访美，那些来自中国的真实报道使夫人如坐针毡，勃然大怒，她立即与《时代》老板亨利•卢斯（HenryR．Luce）通电话，要他立即招回“那个卤莽的小记者”，并将其辞退。但卢斯严词拒绝。因为此事，蒋介石召见了白修德，检视了后者拍摄的照片，最后承认白“比中国的调查人员更能干”。《时代》发出白修德的河南大灾荒报道后，美国运来了大批粮食，全国上下都为河南募捐。蒋介石也确实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然而，白修德对蒋介石的幻想彻底崩溃了。他说：“我不想再见到蒋介石……我深信不疑的是，他不仅对我们无用，对他自己的人民也毫无用处。”
在白修德命运中出现的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大人物是美国新闻界名流、《时代》杂志老板亨利•卢斯。卢斯生于中国，其父是来华多年的美国传教士，故卢斯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并由此决定了30到40年代《时代》对中国高度关注的风格。当然，该刊的中国报道具有卢斯强烈的个人偏见与党派色彩。40年代的《时代》炙手可热，是美国乃至世界最具影响的杂志。卢斯非常欣赏他的驻华记者--犹太人白修德。当时的犹太人极受歧视，根本无法进入美国文坛主流。像《时代》这样的著名杂志从来不用犹太人，它的记者都是些高大英俊之辈，而白修德却是身材矮小，其貌不扬。《时代》对卢斯的网开一面令新闻界感到震惊。然而，白修德实在太出类拔萃了--他的激情、
意志、洞察力和判断使卢斯赞叹不已。卢斯发现白修德像自己一样热爱中国，这是他重用后者的另一重要原因。白修德对上司也极具好感。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受到卢斯的影响”。1942年卢斯曾有中国之行，抵达重庆的第二天，他与白修德就乘坐一辆黄包车到闹市区与市民交谈。卢斯一边使用童年学来的生硬的汉语，一边提醒白修德“纠正我！纠正我！”。两人在重庆形影不离，结下了深厚情谊，几天后，卢斯任命白修德为《时代》远东版主编。
白修德没有因为老板的赏识和栽培而冲昏头脑，他对中国的真实报道以及对蒋政权的批评越来越刺激卢斯。卢斯的亲蒋反共立场使其不能容忍部下的脱轨。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44年，白修德发现自己的一篇署名文章被卢斯删改得面目全非，遂发出抗议。到了同年11月，他的稿子已经在《时代》发不出来了。白修德给老板写了一封长达30多页的信，其中说：如果你坚持现行政策，“你就不仅错了，而且害了美国，也害了中国”。卢斯则抨击白修德“太左，太靠近共产党”。
1945年日本投降时，《时代》准备出版一期蒋介石的封面人物报道。白修德不相信蒋介石是中国的希望，在发给卢斯的电文中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国了，他和卢斯不再称兄道弟。在冷漠的气氛中，白修德提出辞职，然后一鼓作气，写下了《中国的惊雷》（与AnnaleeJacoby合着）。该书由斯诺作序。索尔兹伯里认为，此书“可与斯诺的著作相媲美”。书中的倾向使卢斯大为光火，他大骂“那个婊子养的犹太丑小子”。哈尔伯斯坦评价道，“卢斯很明白，白修德比他要正确”。然而，卢斯对外界声称，由于白修德是共产党，所以《时代》不得不解雇他。这使白修德伤透了心。
双方整整有10年不说话。后来的事实证明，白修德对了，卢斯错了。1956年二人在巴黎邂逅，曾有一夜促膝长谈。不久，当漂泊法国的白修德失业时，卢斯打过越洋电话来请他回去工作，卢斯说：“在中国问题上，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不过现在是回国的时候了，老弟。”倔强的白修德没有重返《时代》，但同意为其写稿。他与卢斯彼此更加小心翼翼地接触，他们的友谊的确慢慢恢复了，但当年的亲密无间早已飘然而去。
1953年，白修德返回美国，不久即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他的护照曾被吊销，他还有失业的经历，但他顽强不屈，昂然前行。在当年前往中国采访的记者中，只有他获得了美国新闻最高奖--“普利策”新闻奖（1964）。他的系列报道“总统的诞生”首次披露美国总统选举的全过程，赢得了新闻界的一致好评。1986年，白修德因癌症在纽约逝世。他身后留下了十余部书，其中《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是最为重要的著作，该书为美国1986年10大畅销书之一，也是新闻专业学生的必读作品。
张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正直人格》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