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西方视野里的中国领袖
南方人物周刊：西方视野里的中国领袖(组图)2005年03月14日05:3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毛泽东资料照片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是谁？
这个头发花白，颇有学者风范的美国犹太人，在2005年的春节，掀起了一股红色旋风。《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艳艳的红色封皮，在全国各个城市的各大书店，占据了显赫位置。据说这本书已经卖出了近百万本，而且还在不断加印中。
2月末，库恩开始了在各大城市的巡回签名售书，23日，广州；接着，上海、扬州……那张带着微微笑意的脸庞出现在各地的报刊、电视、网站上。
他是怎么打开屏障，完成这一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
尽管本刊记者专访了他两个多小时，但答案的真正揭晓，目前似乎还不是时候。
我们能确认的只是，通过这本畅销书，库恩，这个“比很多人聪明”的银行家，进入了在中国拥有广泛知名度的中国领袖传记作家的行列。
西方人撰写中国政治领袖传记，最早也许始自赛珍珠。这个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终生保持了她对中国的怀念和关注，《孙中山传》正是她试图解释她出生国的政治社会状况的一种努力。
中国共产党领袖真正为世人所知，最大的功臣是埃德加·斯诺，这个高鼻梁的英俊的西方记者深入延安，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早期红色政权的景象，并由此建立起他和毛泽东的终生友谊。
此后的道路上，来者不绝于履：精力旺盛的小个子爱泼斯坦、有着火一般激情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1980年代的英国BBC驻北京记者肖特、美国《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
除了这些新闻记者型的传记作家，一些有学院派背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他们中最为中国人所知的是施拉姆和特里尔。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是这些传记学者的智力大本营。
考察传记作家的创作心理源流，是件颇有趣味的事。伟大的英国政治家、作家、一流的传记作家丘吉尔谦逊而骄傲地宣称：“每个人都是昆虫，但我确信，我是萤火虫。”事实上，在自普鲁塔克和司马迁开创的东西方传记文学传统的渊远长河里，真正以作品立世、传记和传主交相辉映的作家，也只有罗曼-罗兰、茨威格等不多的人而已。
李敖曾有一句感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因为这个小岛的狭促而变小了。”这些领袖传记作家所以为中国人熟知，既是个人才华所致，也是他们的幸运。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里，以一个领袖人物为主角，进而揭开一个巨大国家波澜宏阔的剧变历史，这样的传记作品天然就隐藏了无限的读者、以及无限的影响力。
在更广阔的背景里，由西方人撰写的中国领袖传记，也揭示出中国正逐渐融入世界这一大趋势。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中国和世界交往的愈发密切，中国、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
中国学的研究地位，也正由边缘向中心移动。仅以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为例，全世界就有数十个国家、近百家研究机构、数千名学者在进行，从斯诺开始，共有1600多部著作问世，有关论文逾万篇。美国人文学科的研究重镇——哈佛大学，其一些久负盛名的重要科系的系主任，如政治系、社会学系等，近年来纷纷由中国问题专家担任。
正值《江泽民传》出版之机，除了库恩之外，本刊编辑部还特意采访了几位毛泽东、邓小平研究和传记写作领域的重要学者，请他们畅谈他们眼中的中国领袖。
他们是：
特里尔，哈佛大学博士，传记作家，发行量最大的中文版《毛泽东传》作者。
杨炳章，哈佛大学博士，中国问题专家，《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小平大传》等著作的作者。(本刊编辑部) 特里尔著《毛泽东传》封面
《毛泽东传》中文版封面
《邓小平传》封面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封面
斯诺
西方人开始给中国政治领袖写传记，应该从斯诺算起。
由于时代的差异，我无缘同斯诺结识。斯诺晚年曾多次去哈佛，我想主要是因为写书，需要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图书资料。我是1981年到哈佛的，当时斯诺已经去世多年了。哈佛师友中留下不少传言，说他是一个文质彬彬，循规蹈矩的老头儿。当然，这是1970年代对他的印象，1930年刚来中国的他则是热血沸腾的理想青年。
斯诺和费正清是同年龄人，大致是1920年代末期来中国，刚刚大学毕业，在新建立的燕京大学教英文。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毕业，来学习东方文化。
那时毛泽东也没有架子，几天几夜，在陕西北窑洞大谈红军长征的英勇故事，乃至涉及党内人事纠纷、私人家庭关系，在外国人面前反而直言不讳，关于小时候童养媳等等。毛泽东的革命，首先是从自己家庭开始的，反抗富农父亲。如果建国后国际友人采访毛泽东，毛大概不会如此直言了！
浪漫有浪漫的好处，浪漫也有浪漫的弱点，斯诺一生没有专注于什么事业，背上《西行漫记》作者和毛泽东朋友的名义，晚年也写过一二本关于中国的书。
毛与斯诺的私交是真挚的。1965年，毛把对刘少奇不满意，想换接班人的想法先对斯诺说过，1970年通过斯诺转达过邀请尼克松访华以改善中美关系的传话，等等。
史华慈
本杰明·史华慈是我在哈佛时的导师，可以说是哈佛东亚研究的第二号人物，犹太人，长相酷似爱因斯坦。他本来是研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由于后来费正清的怂恿，转到中国研究上来，但中文却不太好。直到目前还有一个奇特现象，美国的“中国通”，凡是会说中文的，都成不了大家；而凡成大家的，都不会说中文。
其实大家也知道这是一种缺陷，史华慈教授曾对我说过：“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五六十年代大陆不让去，台湾不想去，我又没娶一个中国太太，找谁去说中文？”
《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是第一本美国有关中国政治领袖的学术著作，也是史华慈本人出版的第一本书，影响甚大。但五十年代美国关于中共的研究资料十分匮乏，他也多次表示自己是个“谦逊的无知论者”，我对此很欣赏，有自知之明。
史华慈对中共政治和中共领袖并非全身心投入者，第二本书就开始写严复和东西方交流，晚年逐个写古代文化思想。对于学生，史华慈不费心指导，也不矫揉，对中国和中国人持一般性友善态度，这是我所敬重的，也是他与费正清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费正清是一个尽职敬业的工作狂，而史华慈则会常常忘记上课，迟到也是经常发生的。
施拉姆
国外从事中国政治和中国历史研究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样一个名字，就是斯图尔特·施拉姆。他名气很大，几本书在国外很流行。施拉姆尤其是以研究毛泽东著称，这方面在当今西方世界恐怕是首屈一指。毛泽东一生的事业、著作，也构成了他一生的著作、事业。施拉姆是一个美国人，在伦敦大学教书，而麦克法克是一位英国人，在哈佛大学教书，成为“中国学”圈子里的一种笑谈。
做学生时读过施拉姆的著作，比如他一九六六年在中国出版的《毛泽东政治思想》，我便抱有怀疑，不敢轻易恭维。书里明确指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已经成熟，毛泽东的政治事业已经完成，都不会有什么新颖变化了，如此等等。只可惜的是，这本书出版不到几个月，中国就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研究成为“毛学”，正如红楼梦研究成了“红学”一样，施拉姆毕生就在研究毛学，在美国学术界这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施拉姆现在有七十几岁了，身体也不好，从伦敦大学正式退休后来到哈佛大学从事客座研究。教授做大了，好找钱了，一直在编译《毛泽东全集》。
我真难设想，怎么编《毛泽东全集》呢？现有的所谓毛泽东的文章，可能有些不是毛泽东写的，而不说是毛泽东的文章，倒可能是毛泽东写的。还有多少毛泽东的文字，国内人都不知道，国外人更是没有这样一种条件。尤其施拉姆教授，他真是没有这个主观条件，单纯文字翻译也有问题，且不说人事分析。这只能说是不可思议，自己专心致志所要做的事情，又是自己完全不可胜任的事情。
特里尔和李庆华
现在我们国内最畅销的毛泽东传记，恐怕是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版本，发行上百万册。英文名《Mao》。我和特里尔是同年朋友，大不了几岁。他本来是澳大利亚人，前几年加入美国国籍，现在是双重国籍。1972年从哈佛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合同到期，没有获得终身任职，又不愿意到小学校求职，于是成为职业作家。
特里尔的《毛泽东传》1981年出版，得过一笔研究资金，使他访问了同毛泽东个人接触过的很多领袖人物，如李光耀、基辛格等，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这本书是一本新闻性著作，但是相对而言，其学术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之后他又写的《江青传》(英文名The White-Boned Demon白骨精)，也许由于传主本人曾是一个上海滩的女演员，也许由于作者追求市场效益的意图，距离学术性著作更远了，甚至接近“花边”了。因为如此，费正清没有像以前那样给罗斯积极写书评。这也体现了罗斯个人生活的一种转向，他打算脱离哈佛学术圈子了。但罗斯的英文文笔非常好，甚至可以说，在我所知道的“中国通”里是最好的。
八十年代初是特里尔的转折时期。在此以前他对中国非常友好，这从《八亿人》上可以明显看出来。为了这本书惹得许多西方反华人士对他进行讨伐。从此以后他越来越变了，对国际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这从《江青传》上已经看见苗头，八十年代中期不时刊登在《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上的评论文章就更显著了。
特里尔说年轻时曾对中国抱有太多幼稚的想法，现在没有了。我本人不敢苟同，却也没有过多劝说。不同年龄上不同心态，这是一码事；而国家社会的优良差劣、兴盛衰亡，这是另一码事。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片混乱形势，不应该是几个革命口号所能掩饰的；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国民经济连续二三十年高速增长，此种大局面也是不应该忽略的。
关于邓小平研究，我们可以从李庆华的《邓小平：通向紫禁城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一书说起，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最早的英文邓传。李庆华是台湾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李焕的儿子，1980年代赴美留学，此书是他的博士论文，中立学术态度很严谨，研究也很细致，否则指导教师不会答应。因为是重新创新研究，基本事实上不免存在错误。
在此仅举一例：李庆华曾写出如下内容：“1926年8月，当冯玉祥动身回国时，陪同他的人有邓小平，刘伯坚，史可轩和98名苏联顾问。9月17日，当着邓和其他共产党人的面，冯在五原誓师。”
实际上，邓不可能参加1926年9月的五原誓师——他于1927年3月某一天经乌兰巴托回到西安——同样98名苏联顾问也不能陪同冯。正如冯将军自己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只有一小批五六个人陪同他在严格的安全措施下从莫斯科秘密返回中国西北地区。多年后邓本人对此也予以澄清。
伊文斯和索尔兹伯里等
理查德·伊文斯曾是英国驻华大使，有人是“学而优则仕”，他则是“仕而优则学”。不少人，在其他行业有了些成就，就希望自己写上一本书，但却往往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训练。在伊文斯出版于1992年的邓小平传中也存在着不少错误。他在书中多次引用我的书文，也曾对我表示好感，想在哈佛见一见我，但最后没有见成，倒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只是我当时不在波士顿地区。当然，他的基本立场是对华友好的，但确实不太懂中共政治和中共历史。
同西方人书写邓传有关的是原《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故事。为了写《长征》，1984年夏天哈里森通过在美国留学的黄宾与北京建立了联系，先后见到黄华、余秋里、王震、李先念、杨尚昆、胡耀邦等人。已有上头这些大人物出面，加上是外国大作家要写中国长征史诗，于是外交外事部门免费提供交通翻译，各省各地的党政军官员更积极配合。
顺着已经建立的人事关系，1985年到1989年哈里森又多次去中国大陆，并多次见到杨尚昆，两人似乎已经成为私交。哈里森也很想采访邓小平，为邓小平立传，以写就一部正面的传记，就像斯诺在1936年对毛泽东的采访那样。但邓小平有邓小平的性格，拒不相见。
1992年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身份，成为第三代政治领袖。不少西方学者曾想写江，也应该写江。只是不好写，资料太少。因此布鲁斯·格雷1998年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出版的《江泽民和新一代中国精英》，不得不把江泽民作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一起写，严格意义上不是一部个人传记。1999年林和立的《江泽民时代》大致也是如此。
最近的库恩
库恩用中英文同时出版《他改变了中国》，倒是以江泽民为专题的个人传记，在国内外造成了巨大反响。前面我曾说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斯写邓传是“仕而优则学”，库恩写江传则是“商而优则学”。据报道库恩是一位在中国做生意很成功的美国人。
作者对中国、对中国政治领袖的友好立场是相当明显的，难能可贵的。主要内容上是在对于同传主有关的各界中国人士的采访，也可以说是本书一大亮点。当然，这里也有不少问题。作者不懂中文，对中国政务很难切实了解。随便列举一个例子，是本书关于中韩建交的描写(中文版186页)。
起码可以肯定，经过韩国总统卢泰愚，韩国人、夏威夷大学赵利济博士，中国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博士，最后到江泽民主席的多次传信，导致中韩建交的说法，是过于简单化、过于戏剧化。与中韩建交有关的1986年亚运会、1988年奥运会，以及1991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在钱其琛《外交十记》有过详细的记录。作者显然曾有一个很长的采访名单，为什么不去采访钱外长呢？作者周围显然也曾有很多的中国同志帮忙，为什么不提醒他一下呢？杨炳章(哈佛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传记作家如是说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封面
《江泽民传》封面
斯诺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肖特手持毛泽东传，拍于天安门城楼
特里尔
“毛支配了一个需要超人的时代，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需要了。毛的‘群众’可以站起来放松舒展‘它’的肢体了——中国正在这样做。抽象的‘它’也将变成具体的‘他们’。
明天的现代公民将不需要伟大的领袖。他们将把毛誉为中国的伟大统一者。他们会时时回过头来对毛作出伦理上的评价，就好像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孔子作评价一样。在规划未来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时，人们不必顾虑毛，但可汲取他的思想。
对于许多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农民，‘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象征。所以，真正的毛已融于中国的身躯。”(摘自《毛泽东传》后记)
杨炳章
“邓小平属于我父亲一代共产党人，我理应对其恭敬尊重。实际上，我在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判的罪状之一便是同情邓小平、反对江青。
邓的两个儿子曾是我北大同学。六十年代末期，我同邓朴方属于同一红卫兵派别，各自遭受迫害。七十年代末期，我同邓质方在同一研究生宿舍楼住过两年，之后都去美国。他去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我去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
对于邓小平，我确实极其尊重，否则我不会为其作传。不过，这样做并不为使他喜欢而已。”(摘自《小平大传》后记)
库恩
“同江自己生活了大半生的中国早先的情况相比，他离任时留下来的中国要美好得多。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在江泽民执政期间，中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性转变，也正是这位一再受到低估的领导人，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英明举措成就了中国。”(摘自《江泽民传》后记) 库恩 又一个斯诺？
《江泽民传》作者库恩
他是谁？
仅仅一个月，库恩就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幕后银行家，成为广受关注的公众明星。
细读书中的作者简介，复杂的履历有些令人眼花缭乱，“著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他还是“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现任花旗集团执行董事，专职负责并购、公司重组、财务战略和资本运作”，另外，“他还担任库恩基金会董事长，库恩全球资本公司董事长”。
这么多身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多少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自己说“出过很多书”，有资料介绍：到目前为止，他写作或者编辑的书已超过25本，其中《投资银行学》和《交易人》已在中国发行。
但写传记还是头一回。这个60岁的老人，似乎精力未减，在不断尝试着新事物。
他21岁拿到了大脑研究的博士学位，却逐渐对经济产生兴趣，转向微观经济研究，对公司并购产生极大兴趣，遂学习管理，投身商业。这在普通中国人看来有些离谱，但对库恩来说好像很自然，因为“有兴趣”。
据他的合作伙伴朱亚当介绍，他有四、五亿美元的身家。在朱亚当给本刊记者的几份对库恩的国内报道中，2001年的《经贸世界》称他为“并购大师”。2004年的《人民日报》和《国际金融报》也就宏观调控问题专访过库恩博士。
在采访中，库恩自己说，自己拥有一个很大的公司，但现在已经出售，同时成立了库恩环球资本公司，通过该公司管理自己的私人投资。
他想干什么？
1989年，作为中国政府邀请的经济顾问，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他每年都会来几次中国，开始为中国政府高层提供相关咨询，包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科技部、原国家经贸委、原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央电视台等。
他称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为“恩师”(mentor)。
在他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时，他说自己除了给中国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外，这些年来做了六件与中美文化交流相关的工作：
1999年，库恩和中央电视台合作，在央视2套播出了他担任制作的反映商业并购的8集系列片“资本浪潮”(Capital Wave)；
2000年，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播出了90分钟的特别节目“探索中国”(In Search of China)，这是库恩出资150万美元，花了3年时间拍摄的，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纪录片，涉及到包括民工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有14个故事。紧接着，和纪录片配套的书籍《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也出版。
在千禧年联合国首脑会议期间，一场由中国文化部等牵头的“中国文化美国行”，在美国11个城市展开，包括艺术、服装、民族音乐等的展览演出，据说他是主要的促成者之一。
2000年1月，由库恩基金会资助的“中美高层媒体论坛”，邀请中美两国高级传媒人互相“换位”思考，国内主要的新闻媒体都有参加。
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六个项目是投资400万美元，由美国PBS和英国BBC联合摄制的电视纪录片《中国》，试图从华夏文明的历史来了解和认识现在的中国，已经走了十几个省份，预计明年就可以推出。
而这本传记，库恩说，就是第五个项目。
《江泽民传》
“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品格。我敬仰江泽民，他受到轻视，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受到各种非议，人们甚至对他永远地改变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的功绩无动于衷。我也体会了一次小小的心理历程——努力去认识江的政治哲学和领导艺术所依赖的观念和感情经历。”
这是库恩在后记中的感情表露，他说，自己写作的过程，也是体验学习的过程，就好像自己是江泽民的大学同学，感受了那个时代。
毫无疑问，这个倔强的美国人将几乎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库恩和中国政府的长期联系，帮助他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甚至有外电说他是江泽民经济政策制订的智囊，对此说法，他16年的助手兼好友朱亚当也认为并不夸张。
但据说当初的采访还是困难重重。负责联系事宜的朱亚当回忆：“我们从2001年春节着手，开始几乎所有的采访都被拒绝了。后来的策略是：先从领导人和关系人中找我们很近的朋友，不动声色地聊天，不经意中聊到江泽民的话题，然后再回头重新正式采访。(都已经接受过一次采访了，也就没有什么忌讳了。)”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采访计划，将采访人物分成四类，第一，所有的高层领导；第二，他的家人；第三，他的朋友、同学；第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见过面的记者和导演等。在第一类中尽量找到认识的朋友，比如宋健，第二类找到了江泽慧，而后两类则相对容易些。”
2004年中，英文稿完成，他自称当时并没有打算在中国出版，“因为这是一本写给美国人看的书”，但此后在中国出版也相当顺利。据媒体报道，这本书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审过，“中办审得非常细致，给的反馈非常及时”，而且在中文版样书出来的时候，库恩曾带着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书专程拜访了江泽民本人。
这本传记在中国的出版，给库恩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从金融专家成为传记作家，他在花甲之年又完成了一次转向。有媒体甚至称他为“当代的斯诺”，他是吗？(本刊记者陈静 陈磊 发自广州、北京)
对话库恩：全中国都知道这本书
库恩采访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 图/受访者提供
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江泽民 图/受访者提供
道涵接受库恩采访 图/受访者提供
2004年4月28日，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参观北京国际军事后勤装备技术展览 图/新华社
2月23日，中国传统的元宵节。库恩来到广州，签名售书。
当天下午，他不顾越洋飞行的疲劳，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媒体记者，晚上参加完宴会后，坐在了本刊记者的面前。虽然为了倒时差，他差不多24小时没有睡觉了，但精神很不错，而且丝毫看不出已是60岁的老人了，年轻、精干。
美国人的幽默是出了名的，库恩也不例外，我说我有很多问题，他马上回答，我有很多答案。虽然他不会讲中文，但是见面的寒暄，还是坚持说了汉语。
这是一位很聪明的人，他知道如何用幽默来化解问题，他自己也半开玩笑地说：“我比很多人聪明”。
我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人物周刊：你在后记中写到，2000年，看到著名的时事新闻节目《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江泽民时，第一次有了了解和描写江泽民的想法，作为一个美国人，你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库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1989年，我第一次以科学家和投资银行家的身份来到中国，参与科技产业的改革活动。自此以后，我就和中国联系在了一起。当我看到江主席接受《60分钟》的采访时，我意识到虽然我自认为已十分了解中国，但事实上不是。
我看到江主席身上反映出了中国的历史，从日本侵华战争、内战、新中国的成立、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我发现想要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话，描写江主席的一生，将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人物周刊：现在有不少人质疑你的写作动机，你有经济投资活动的背景，又是一个活跃在北京的美国人，选择中国领导人作为题材，难道没有一丝经济或者其他角度的考虑？
库恩：我已经写了大约30 本书，但写每一本书都是出于学习的目的，这是我学习的方式。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你必须认真思考，做分析研究，达到对事物透彻的了解。我想了解有关中国的文化、历史、文明、思维方式，写这本书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算当我写完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出版，对我个人来说仍然很有意义，因为我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
人物周刊：但你同时也是一个商人啊。
库恩：当然。但我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如果我想赚钱的话就压根不会写书，而是去从事我的商业。我写书是因为我渴望学习。
人物周刊：你想学习，想了解他的生活，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看其他人写的传记完成呢？
库恩：有关江的英文传记大约有一两本，我手头上就有，同时还请人翻译了几本中文的传记。这些传记我都读过，也引用了其中的内容。但对我来说，这些传记是不完整的，它们讲述的是一个政治故事，而我想要的是个人的故事。
他所经历的时代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既有光辉的日子也有苦难的时候，就有如坐过山车一般。江的这一代是即将过去的一代，他则是这一代人中具有代表性的，而新的一代不了解这一代人的生活，我希望可以亲身经历这个时代。
我很欣慰自己可以搜集到许多一手资料，许多我书中提到的故事和人物在其他书中完全没有出现。江泽慧(编者注：江泽民的妹妹)、汪道涵、童宗海、沈永言、王慧炯，这五个人和他的一生紧密相连，对他们的采访是这本书的核心，也是其他传记中完全没有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道涵被批斗，江泽民去探望他，汪当时什么都不能做，但有很多时间，江泽民就建议他读莎士比亚，这是很有趣的。还有其他一些采访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滕文生，他是江的演讲撰稿人和研究员，他有许多关于政治局势的内幕。
因此，这本书和其他传记相比，是十分不同的，它讲述了一个人的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
直到采访的前一刻，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到
人物周刊：但是你从来没有写过传记，更不用说是一个中国领导人。
库恩：在我的一生中，我总是在做没有做过的事情，作新的尝试，而且我也总能做得很好。(笑)
人物周刊：那你是如何完成这个看似疯狂的想法的呢？
库恩：在英文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如果开始就知道所有要做的事，那么就不会开始做任何事，因为你会崩溃。我们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无法看到最后的结果，只能一步一步来。写这本传记是我迄今为止压力最大，最投入的事。
人物周刊：采访是你这本书的核心，你采访了江的老朋友，老同学，甚至家人，我们知道采访到他们是有难度的，你是怎么做到的？
库恩：的确很困难。我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很多高层的朋友都十分了解。同时我也是一个投资银行家，我知道如何进行交易，我写过一本书叫《交易人》。我运用了我所有的技能和知识，以及通过朋友们来发现采访对象。
人物周刊：比如说，你怎样让汪道涵先生接受你的采访？
库恩：差不多是同样的过程，通过我的同学。汪道涵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关系非常的有意思，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是1949年，当时汪已经是高层官员。40 年后，当江被任命为总书记时，他找到汪道涵询问他的意见。这两个事件是真正的历史，然而却没人知道，就是这些被历史忽略掉的小故事，支撑着历史的发展。
人物周刊：你见过汪道涵多少次？
库恩：一次，但是这次采访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年事已高，对此我非常感激。
人物周刊：他第一次就答应了你的采访吗？
库恩：事实是，直到采访的前一 刻，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做到。
人物周刊：当你采访时，你有没有告诉他们你准备写的将是一本江泽民的传记？
库恩：大部分采访我没有告诉，很小部分我告诉了。因为，一开始我自己也不知道会写成一本传记，我的初衷是通过江主席来描写中国的故事，我并不确定我有足够的信息。
人物周刊：那江泽慧呢，你采访时有没有告诉她，你会写一本传记呢？
库恩：我在较早期的时候采访了江泽慧，所以当时我并不确定这将是怎样的一本书。我和她进行了很长的谈话，一次6到8个小时。她的谈话给了我非常丰富的材料，帮助我产生写传记的想法，她告诉我他们祖父的故事，战争年代的故事，继父的故事，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故事，才使我朝着写传记的方向发展。
人物周刊：为什么她会接受你的采访？
库恩：这你应该去问她(笑)！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努力构建的一种信任感，我在中国开展了许多项目，同时从教育背景来看我是一个科学家，我的博士学位是人脑科学，而江泽慧本身也是一个科学家，这和她有一种同属感。
人物周刊：写作时，有没有计划采访江本人？
库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没有，我是刻意这样做的。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即便我提出要求，也不一定能获得同意。第二，这并不是一本自传。采访江身边的人，从他们的口中了解江的一生才是重点所在。而且就算我能够采访江本人，他提供的信息也许会分散我这本书的重点。
在西方，有些关于总统的传记，要和总统进行超过200小时的采访。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从江的同事和朋友得到故事，从我自己的角度来写这本书。
人物周刊：你和江见过几次面？
库恩：我和他见过三次，但真正有交谈的只有一次。我第一次见到江主席是1993年，在古巴，我太太和她的乐团在一家酒店演出，而江主席刚好也下榻那家酒店。我在大堂与他擦肩而过，当意识到是江主席的时候，我很惊讶。后来和江主席谈话，虽然我们涉及到了很多方面，但这并不是一次采访。
人物周刊：我想你一定知道他有没有读这本书吧？
库恩：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本人(笑)！不过我想他一定知道这本书，因为全中国都已经知道了。我希望他能喜欢这本书。
我只想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
人物周刊：你不是第一个写江泽民传记的人，但却是第一个同时在中美两国发行的，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库恩：我的初衷，本来是为世界其他地方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当写作快要完成时，我意识到书中的很多故事是中国人自己也不了解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童宗海是谁，所以我想将这些历史介绍给中国。
人物周刊：那为什么你写的传记能够在中国出版，而其他传记不能？
库恩：中国一直在改革开放，也许在5年前、3年前出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也许因为我很幸运，碰到了恰当的时机，中国变得越来越自由开放，越来越自信、稳定、强大，江主席也退居二线，我想是这些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我也没有其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赚钱，也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我只是希望人们可以阅读，通过这本书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我想这本书最终的出版，是依靠不懈的努力、好的时机，还有一些运气。
人物周刊：一些美国的评论认为你的书是正面的，你怎么看？
库恩：我想很多人谈到正面或负面时，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关注于某些政治事件等等。我认为这些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农民工问题、贫富差距、腐败，这些都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人人都知道，并不是什么秘密，我也谈到了这些问题。
一些美国评论家可能会说我比他们的立场更加正面，但我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只想展现一个真实的故事。中国从日本侵华战争时非常糟糕的境遇，到现在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这不仅是一个正面的故事，还是世界上一个非常伟大、非常重要的转变。
如果仅仅从正面还是反面来谈论我的书的话，则是迷失了这本书的核心。我要反映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变化，从江主席的一生入手，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人物周刊：《亚洲书评》上John Walsh提出了几点看法，其中他认为你书中有些关键事件你忽略了，比如江在苏联留学没有谈到，还有把重点只放在中美关系上，而重要的欧洲国家，比如俄国，却很少谈到，这被认为是不应该的省略，你如何回应？
库恩：我有提到这个期间，大概有三、四页的篇幅，不知道中文版怎么样，我写入了我搜集到的所有信息。至于她提到我所谓的偏重美国是有一些道理的，的确作为一个美国人，对于1997年江到访美国，有关台湾问题，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我都花了大量笔墨。这是很自然的，我想如果是一个俄国作家的话，他也会更侧重有关俄国的事件。(本刊记者陈静 发自广州) 毛泽东已融于中国的身躯
毛泽东在观看中国自主研发的民族汽车品牌红旗轿车
1972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久后中美两国联合发表《上海公报》 ，中国的对外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图/imaginechina
毛逝去已近三十年了，却仍未失去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他的故事一再被提起。
三十年，并未让我们产生足够客观的价值判断，我们对毛仍然有太多的情绪和道德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国的传记作家往往让我们看到另一个毛泽东——一种普世价值下的毛。
罗斯·特里尔所写的《毛泽东传》无疑是这些作家中最畅销的。198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上百万册。哈佛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奠基人费正清也曾积极地给他写书评。
罗斯是澳大利亚人，中文名谭若思，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197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政府系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职业作家。在西方的“中国通”中，他以文笔优美著称，同时也不乏学者的洞察力。
他现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员，工作很忙，预定的电话采访结束时间还没到，他就开始“警告”记者：“只能谈五分钟，我要出去开会了！”
由始至终，他都用一种极度平静的口吻叙述那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他谦虚说，“由于没有经受过毛的统治，评述某些事情未必恰当。”偶尔，他说一两句生硬的中文。
他不是神
1976年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我决定仔细研究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和它最近的历史，并决定要写两本传记。首先我选择了毛泽东，另一个是江青，前者是人们公认的英雄，后者是一个恶魔。
1976年春天，邓小平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我也和中国驻美国的官员发生了争论，我认为邓绝不可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或是“反革命”，而一位资深中国外交家则对我说，如果我不了解邓事实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反革命”的话，那么我就是完全不了解中国。自此我意识到，在中国“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远远不及最高层领导人的个人权力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打算写两本传记的原因。
在那个年代毛泽东是被神化了的。要努力把毛写成一个人，是我当时最大的困难。
我非常欣赏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那时他坚信个人的力量，他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每个个体最大的潜力。但经过纷乱的战争年代，毛慢慢丧失了对个人能力的美好展望。
毛是非常复杂的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领袖他充满魅力。
正因为我写出他的人性一面，我的书1989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卖得很好。我收到一些中国读者的来信。一位先生说，“谢谢，你告诉了我们，毛泽东是一个人”。
幽暗中的影子
我从1978年开始写《毛泽东传》，1980年末完成。1975年后连着四五年我都时常在中国。
我主要采访了一些外国人。我去了泰国，采访了当时的首相，还有澳大利亚前首相，很多外国领导人都提供了他们和毛谈话的录音，包括日本领导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毛可以谈论任何领域的话题：科学、历史、艺术等等。但我们同时也发现，他对世界的了解并不多，对非洲的了解是很欠缺的。相比起来，他对西方国家、日本有更多的了解。
我也采访过基辛格博士，以及其他和毛打过交道的美国人。我读过毛的所有著作，同时还有西方关于文革时期的一些文章、书籍、演讲等等。
建国后的毛泽东，有很多所谓的秘密材料，当时无法获得。我曾写信给胡耀邦，问他能否提供一些合作，帮助这本传记的完成，但却没有回复。
在毛的传记完成后我意识到，有必要写一本江青的传记。江青和毛泽东在一起生活了38年，这一段期间很好地展示了毛是怎样行使权力的。
在延安的日子里，毛和江非常亲密。50年代后，毛开始厌烦江青，江也去了苏联疗养。但到了50年代末期的时候，毛和彭德怀产生了分歧，大跃进也被证明是失败的，这时江青回到了毛的身边。在文革期间，江无疑是毛最主要的助手。
写江青不光是写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体制，同时也反映了妇女在中国的地位。在江的一生中，她一直都渴望完全的独立，她不想依赖于电影导演，不想依赖30年代上海电影公司的老板。然而最终，她还是依赖了一个男人，毛泽东。
在1980年对江青的审判中，法庭指控她要对毛晚年犯的错误负责，江青则回答她只是毛泽东的一只狗。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邪恶女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悲剧，她有着非常悲惨的童年，父亲十分严酷。不幸的是，当她掌握权力后，却开始迫害其他的人。
我认为写毛就有如在写20世纪的历史，而写江青则是一个更个人的故事。写江青时，我采访到他前夫唐纳，这令我非常高兴。
起初，人们把错误归罪于“四人帮”，后来，毛被区分为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到了第三个阶段，一些中国人对体制发出“质疑”，就是搞改革开放，邓小平本人也鼓励这种“质疑”，他首先号召“政治改革”。
我在书中坦率地讲，毛在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并不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当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人之手、而且不受制约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主观武断和因循守旧。
所以，对毛在六七十年代的悲剧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不能把一切错误都加在毛一个人身上。
毛之后的中国
他的领导改变了中国社会。
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然而他性格中的许多方面不值得称道。在毛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拒绝踏上易于成功的平坦高原。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漠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在毛看来，革命不是一个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某种程度上看，1949年以后，毛从未平静下来过。他从未劳神去把过去原有的革命价值观念转变成胜利后年代的行动模式。他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比作为一个反传统者、导师和战士逊色很多。
应该说，他可能是20世纪世界上最有趣的领导人之一。但我不曾经历过他的强硬的领导，所以，由我来判断也许是不适宜的。
毛之后，中国社会逐渐改变了自力更生的想法；人们也渐渐懂得把握自己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话语不再等同于法律；政治统帅一切的状况转变为经济挂帅。中国变得更加多元，我们听到成千上万不同的声音。
在西方，有一些年轻人穿着印有毛画像的T恤衫，这似乎是一个游戏，一种欢笑和放松的方式。而在中国，在1990年代，我发现，许多普通人以另一种方式向毛回归。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回归，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民间文化的英雄。广州的士司机把他的图像挂在车里，以驱赶不好的运气。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斯大林没有在俄罗斯复兴，但在1990年的中国，我们却以这样的方式看到毛泽东。
然而，对于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来说，红宝书的内容已经模糊。忘掉毛，是一件亦喜亦忧的事情。
我明白，人们不愿意沉溺在过去，但忘却过去同样危险。或许，你们应该对过去有更多的关注，为过去的历史建立一些纪念碑、博物馆。新的一代应该明白历史，而不是仅仅为过去拉上帷幕。
我们可以说，毛领导的革命在某些方面已经结束。但就像我书中最后一句话说的，“真正的毛已经融入中国的身躯。”(特里尔口述 本刊记者曾繁旭 广州报道) 改变了中国的方向
1987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代表们争相和邓小平握手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就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等问题回答了她的提问。
2月27日上午10点，北京回龙观杨炳章的家。屋外阳光温暖而灿烂。
本来约的10点采访，可没想到实在太远了，记者还是晚到了5分钟，向杨炳章表示歉意的时候，这位洋博士做了一个很西式的摊手动作，脸上的笑容也很自然地绽放出来。
或许是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缘故，这位从北大到哈佛的高材生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我们先还是按照采访提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吧。”语速很快，而且谈话中一直保持这种速度。
由于写过《小平大传》，对邓小平研究多年，杨炳章很喜欢谈邓小平。“我是带着个人感情，尤其是一个中国人的感情来写邓小平的。”他这样告诉记者。
整个谈话，大都是杨炳章在说，他没有多谈自己，不是不愿意，而是觉得和这次采访的主题关系不大。
不过，最终，革命父亲的早逝、自己转学北大以及因为批评江青等而带来的1968-1970年和1974-1978年两次入狱的经历，还是不经意间带了出来。
“唉，那个时候批判江青不是好事，现在都变成光彩的事了！”
我写邓小平，他知道
我是1984、85年开始写邓小平传记的。当时我在哈佛大学政治系读博士，1986年毕业。我写了两本书，英文版的，第一本《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写邓和中国政治的关系，第二本是《小平大传》。书的出版是在1998年。
邓小平的两个孩子，一个邓朴方，一个邓质方，都是我同学，建立了一些私人感情。邓朴方高我一届，文革时我们是一派的。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做得不错，是很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内心比较佩服他。开始写作的时侯，小平的传记已经有了，但不多。
研究邓小平也和我个人经历有关系。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以前在张学良的军事学校，西安事变后拉到共产党这边工作。
我考大学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1963年到了北大，然后文革开始，因反对江青而“犯了错误”，1968年坐监狱，1970年提前释放。后来我跑到北朝鲜去了，1974年又抓了进去，也是反对江青，叫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叛徒”，送回来后判了4年。现在当然是光荣的事，当时是反革命。
去美国，还得感谢邓小平。1978年考研到北大，然后考到美国去了，1986年在美国毕业。
我所用的资料和国内方面不太一样，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查的，一些资料国内不一定有，国内的资料我用了《李璜回忆录》，作为类比。
写作时，去了四川广安邓小平的老家两次，采访他还活着的亲戚，核对了家庭情况。比方说，以前有些人认为邓是客家人，其实不是。
我写书，邓小平知道，他没有意见。
我写邓小平的这两本书都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自己删掉了一些，比如说他婚姻方面的问题，他长征时走失的一个孩子。
这两本书，是邓小平研究领域在国外的权威文本，很多事实和分析也是有学术价值的。
刚出的时候，多数意见是说好话，但也有些问题很过分。英国的《经济学家》认为我对中国方面的事情过于乐观，我认为不需要回答。
有很多问题我不想涉及，比如，“谁说了算”我是回避了的，这也留下一些遗憾。
库恩的事实错误
我在哈佛待了20来年，也就带了10多个学生，每年回国两次。在国外，该说的说了，该写的也写了，写了三本书，1997年回来。也有家庭的原因，我的小孩和姐姐在中国。现在有时去有时回，从国外带回一些观点和立场。
中国研究在美国是一个小科目，这几年，情况有所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政治地位的提高，让西方人更重视中国研究的课题。
国外的传记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学术性的，博士论文也有做传记的，二是心理性的，描述人物历史。
西方学者可能在研究视角上以西方为中心，中国学者则更多从中国自身出发。
外国作者在事实方面出现的错误较多，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看法确实有可称道之处。他们对高饶事件、反右这些重大事情研究更深入，这和政治心态有关。
我认为，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和专家，应该持中立立场。这几天我看到库恩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看了些美国的评论，他在基辛格中心工作了好些年。
他这样做，完全是战略性的。他在中国做生意。而且，这里头也有一些明显的事实错误。
比如说，宋健是决策层中有名的，但他是不是博士？还有中韩建交的事情，书中写哈佛一个研究中心寄了一封信给江泽民，江泽民转到了外交部，然后中韩就建交了。实际上，中韩建交哪里是这么简单，那是钱其琛当外长时费了很大劲的！
他代表了正确的方向
任何政治家都是有共性的，邓小平和毛泽东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希望中国富强，而且都是政治经验非常丰富。不同之处，邓扭转了毛泽东的政治革命，开始全心全力搞经济建设，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方向。
这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他代表了正确的方向。邓是时代的代表人物。
要从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来挖掘邓小平这个人物的特色。毛泽东是法家的，邓属于道家的，无为平淡的一个人。我们必须从文化背景上去了解他。
毛的时代，邓在书记处工作，为人处世比较低调。毛认为邓有才，考虑过让邓主持中央工作，但后来没让他接班，因为邓比较反对文革。由于毛晚年的独断，使邓越来越感到权力的重要性。要办事就必须自己说了算。
过去20多年，中国在经济上有很大发展，也造成很多小挫折。在不久的将来，国民生产总值应该会超过美国。但是国内和国外的评价标准不同，如果以国民生产总值为经济发展标准，目前的速度还是不错，但其他方面还得加快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一方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治必须进步。总的说，对于中国的前景，我还是比较乐观。(杨炳章口述 本刊记者曾繁旭 陈磊 采访整理 实习生成然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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