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点 北宋变革及儒学复兴
发信人: 泰坦的冬天 (心真的会痛), 信区: history标 题:
发信站: 两全其美 BBS (Thu Sep 16 12:23:59 2004), 本站(lqqm.net)
本千年初，东西方出现了许多可资比较的现象：除了人口增长、城市和手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外，在这个时期都发生了一些变革：中国出现了王安石变法及儒学复兴；西方发生了修道院改革及经院哲学兴起。不过，前者以变革失败而告终，使社会复兴成为泡影；后者则带来了教会权力的强盛，并导致了以十字军运动为标志的西方社会的崛起。
宋朝开国之时，就面临与西夏、辽三边对峙的局面——在北方兴起的辽国和稍后建立的西夏变得十分强大。1044年澶渊之盟签订前的近一个世纪，宋与辽几次大战，但始终呈弱势。之所以如此，与是时东亚的地缘政治地图关系极大。
一是宋朝失去了集战略、贸易通道为一体、直接关系国运之衰盛的河西走廊。在历史上，中国强大的王朝要想保持中原枢纽的优势，就必须控制河西走廊。汉、唐都为河西走廊与北方民族打了多年的仗，赢得了这一战略走廊而形成对北方民族的反包围。失去河西走廊，一方面影响了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在战略上失去主动。
二是丧失了包括长城以南一线领土、连同北京在内的幽云十六州。
公元936年后晋石敬瑭对辽称“儿皇帝”，并割幽云十六州（包括长城以南一线的领土，连同北京在内）给辽。这一带是中原核心区的北大门，从此北方门户洞开。
宋与其前后的几大王朝不尽相同，纵观其三百余年的历史，主要是对外反击战争，而这一时期国祚不振，并不全是宋的软弱，也在于北方少数民族吸收了汉文化，从而形成边缘地区对核心区的挑战势头。
双方力量交汇的地区成为北方民族长驱直入的跳扳，既可以训练士兵，又被当成政治文化的实验场──铁骑可直抵黄河。这一战略要地到了辽、金的手中，竟压迫北宋、南宋三百余年不得抬头。
在整个东亚，以中原地区为枢纽，形成了东亚文明的核心区。这一核心区在南宋以前一直是以黄河中下游为轴线，呈东西走向，围绕这个核心区形成以朝鲜、越南、日本等国为主的半边缘区及以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突厥等）为主的边缘区。这一文明的政治结构，形成独特的国际体系──东亚封贡体制。核心国家与半边缘和边缘国家通过文化和经济交往构成一个同心圆状的东亚社会。随着文化的扩散，周边国家开始学习汉人的礼仪、儒家的文化，在政治军事制度上更是竭力效法。唐朝的衰落以及游牧民族南进，正是汉文化扩散的结果。
到了宋朝，这些边缘区的游牧民族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已发展起来。辽国地处大兴安岭周围，引入农耕后结束了纯粹的游牧，农业有了长足发展，在国体、礼仪方面皆以汉为模式，经过统一战争，迅速形成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西夏在唐时已接受封号，它们原是藏族的一支，吸收汉文化之后，日渐兴盛。这两支力量在中原汉人的力量因内乱而衰弱之时，开始不断挑战核心区。
边缘区力量较之宋有极大的优势。一方面他们吸收了汉人的经验和技术，开始推广农业，使军队得以经受持久战——这一点已不同于完全游牧的匈奴和突厥。另一方面，它们却还保存着游牧民族作战的迅猛和机动性。北方民族还学会了宋朝的一些军事技术，比如连弩、火炮等等，并大量掠夺汉人，让他们担任军队的教官和技工。
北宋、西夏、辽的三边对峙就成为本千年初的东亚地缘政治特征。
而这一情势在以后也影响到明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比如军事上的竞争，虽然导致了军事革命（火炮是重要标志）的发生——这一点与“春秋时期”的欧洲社会类似，但并没有引发经济革命以及具有高效敛财能力的政治组织的出现。纸币出现了，航海之发达、贸易之繁荣，也是引人注目的，而支持它的社会经济方面却没有出现整体的、能改变其社会结构的变化。
政治方面这种变革也发生了。北方民族强大的地缘政治压力使宋王朝将防务当成主要任务，围绕这一中心则必然形成一个军事化的经济体系。宋朝经济实际上就是畸形发展的军事经济。这不但使得本不富裕的财政收入不能投放到经济发展中，还造成了大批农民的破产，加速了阶级分化和对立，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宋太宗时期就有大批军用物资“好几万段”在库房霉烂；神宗时期内殿库房所积绢三十二库都装不下，又积二十库。粮食更是征集在官库，即便灾年都舍不得赈灾，直至腐烂。物资积于库房，不作为流通，不但市场发展后继乏力，而且造成了流民无数。北宋开国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其中王小波起义军就明确提出“均贫富”，可见社会分化之严重。
复杂而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产生了变法的要求。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所谓必然性也是无数个偶然汇成的。
这种偶然就为一个重要人物登场提供了舞台。1067年，也就是诺曼底大公入主英格兰的次年，新上台的宋神宗决定起用王安石实施变法。
变法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青苗法”，即政府在春季贷款给农民，秋收后还贷款时附加20％的利息。这比起高利贷者索取成倍的利息来说，还算是比较合理，政府却因此获得了大量的收入。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颇有些现代经济的眼光。其次是“免役法”，免役法除了以前的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政府差役的办法，改为由州县政府出钱雇人充役，然后再按户征收这笔费用。此外是“强兵法”，宋时军队有120多万人，军费占去国家财政支出的80％左右，但战斗力并不强。
通过此法，裁军30万，既减少开支又增强了战斗力。
变法初期，王安石就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方针，这实际上就是用国家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虽然税率不提高，但经济规模扩大，国家收入仍可增加。如此发展必将使产生封建社会的那些基本要素发生变化。中世纪欧洲即由于劳动力过剩，农民可以通过交纳一部分钱来免除劳役、兵役，从而束缚性减弱，劳动力逐步流动起来，导致封建庄园经济逐步解体。
王安石变法是迫于地缘政治竞争的一种反应。改革的目标是建成一个能够集中使用财政、物资资源的政府。变法失败，关键在于缺乏一个强权政府来推行。宋朝虽是一个集权政府，但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对皇帝的制约主要来自儒生阶层，无论变法还是战与和的问题都受到了儒生的强大影响。此外，这个官僚政治体系很易形成稳定、安全，但效率低，各个机构相互制约，最终结果是力量非但没形成合力反而相互抵消。
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归功于民族国家的出现。比如英法，其资本主义得到快速发展，首先就在于国家统一以及政府能力提高。国家干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点远比自由放任要重要得多。变法失败使建立强大政府的目标落空，宋皇更加受到儒生的制约。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就是这一政治特征的写照。
从明清受宋朝理学影响达500余年的历史，可以断定宋朝的确是一个关键时期。程、朱倡导的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家文化在宋朝出现了复兴。这一学说是揉道、佛、儒于一体，基本精神是内向、保守的。
由于它重在对现存的一切做合理化解释，很快得到统治者的赏识，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
儒学复兴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和对传统的执著，使蒙古人的长期统治成为不可能，并且为明清两朝带来了社会稳定。
然而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及这一新儒学构成了帝国正统观念以后。其结果是“用理性的补充和对原理的阐述加强了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其代价是形成了一种与外界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循规守旧。这种静止的社会，成为文明进入后帝国时代不断分解的标志。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做了一个比较：“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说服力，阻止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后科举考试的内容都取自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儒家文化到明清已没落到只要熟记教条即可的程度。这种情况更影响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孔学研究为中心，而这种研究极为肤浅，只是以琐细无意义的分析为主要方法。
儒学复兴很像西方的修道院改革和经院哲学兴盛而非“文艺复兴”
──西方在这种宗教的复兴中，树立了自信，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开始了十字军运动。儒学复兴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有本质的区别。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不但崇尚自由和个性解放，而且主要人物都参与了新兴的经济生活：但丁抛弃了贵族身份进入富豪政治圈；乔叟则被伦敦的关税机关雇佣。所有这些意味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代言人不是简单地在述说过去，而是在歌唱未来。如果说理学兴起与经院哲学的兴起相似，那么更令人遗憾的是，其后一个可与“文艺复兴”
相比的文化运动还未发生，蒙古人的铁骑就由北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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