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JIAKANG

我的教学生涯严格说起来是从上海回到哈尔滨之后才正式开始的。

虽然，在1974年回哈尔滨探亲时候，给学生讲授过《核动力概论》课程，但是那是讲座式的，12小时的课程用两天就讲完了，第二天下午讲完最后一章，嗓子都哑了。

学校从1973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高考早在1966年就停止了，工农兵学员都是各地推荐的，学历、成绩都无法保证。什么养猪模范、抢险英雄，都来上大学了。好像是一个农贸市场一样。记得1971年我们系主任带几个老师到大庆石油学院学习他们对工农兵学员的教学经验。有个学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石油学院为他一个人配了3个老师，一个补“数学”，一个补“语文”，一个补“外语”，比后来的博士研究生还要牛气。

1976年夏天回到哈尔滨后，除了开设《核动力装置》专业课程，还要给他们开设《普通化学》课。因为我在上海设计秦山核电站时，搞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水质课题，化学比较熟悉，就让我担任化学课的教师。烧瓶、量杯、滴定管、酒精灯、试剂、当量、元素周期表…..，整整陪伴了我一个学期。
最有意思的是1977年到辽宁某海滨城市，给我国第一批核潜艇艇员进行培训。艇员中有一个“老”艇员，有4～5年军龄，原先是33潜艇的机电长，业务骨干，很是傲气，对我们这些教员不太服气。我给他们讲系统，几百个阀门，几十个设备，眼花缭乱的管道，我一口气给他们一字不差的讲了下来。他当场问了几个刁钻的问题，都给我解答了。终于他认帐了，看来这个年轻教员确实有真才实学。

当时我们住在船厂招待所，在渤海海滨。对着蓝色大海，天天听海浪扑岸的惊涛声。有一次，
一条渔船靠岸要汲些淡水，拿了水桶装了满桶的虾爬子（琵琶虾），送给我们。这东西过去不但没有吃过，连见都没有见过。晚上我们架起电炉，没有锅，就用我的那个铝制洗脸盆，撒一把盐，煮熟就下酒。那个年代，也没有好酒。到小店买了两瓶瓶装烧酒，愈吃愈香。不知不觉中，两瓶烧酒都给我们喝完了。回到自己房间，突然胃里翻江倒海似的折腾起来，嘴一张，吃下去的虾爬子和烧酒全部吐了出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醉酒。吐完，好受些了。赶紧拿拖把把地拖干净，不要给学生看到，有损老师形象。
在海滨，最值得回忆的有两件事情。一件是赶海，退潮的时候，拿个水桶或者脸盆，到海滩寻找石缝里沙滩上来不及回大海的海洋生物。包括蚬子、蛤蜊、小鱼、螃蟹……。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捡一大盆。拿来用盐水煮熟，味道十分鲜美。

另外一件，就是到码头船坞，用特制的鱼钩钓乌贼。鱼钩是用铁丝围成铁锚样，包上香烟里面的锡纸。不需要鱼饵，就拿着鱼钩在水中一上一下摆动。乌贼以为是小鱼，一下子用它的爪子抱上来，死死不放。这时就可以起勾了。有趣的是，乌贼发现上当之后，十分生气。把它放在码头上，看它的背，一会儿黑，一会儿白，肚子鼓得大大的，气呼呼的样子。这时，你千万不要站在它的前面。我们有个老师不知道其中奥妙，就是站在它前面。结果，乌贼喷出一股黑水，把这个老兄的裤子、鞋子都染上洗不掉的墨汁。乌贼总算报了仇。呵呵~~~谁说动物没有灵性？我看到的生命都有灵性。

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基础课比较难讲，专业课相对好讲一些。特别是我的课，不需要很多数学知识，概念性知识多一些，教学也就顺利些。

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招进来的学生程度显然要比工农兵学员好多了。课程深度都回到了大学本科水平，在工农兵学员期间，课程深度最多是中专水平。因而对老师要求也就随着提高。这时上面开始抓实验室建设、教材建设。国防工业出版社在镇江开了一次教材会议，我代表教研室去参加。报了一个课题：编写《船舶核动力装置原理与设计》，被采用。回来和教研室其它两个老师一起编写这本教材。因为要正式出版，所以都下了功夫。标点符号，插图，参考文献，全部按照规范要求。厚厚的五百多页，填补了国内空白。也是我教学生涯中第一本专著。

1979年，系主任宋调到教务处担任处长，把我从教研室带到了教务处。编辑《学报》和《高等教学研究》两本杂志。顿时我成了香饽饽，全校一千多个老师，要评职称，都想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我手中操着生杀大权，虽然名义上文章取舍是由编委会确定的，但是如果我在编委会上介绍每篇文章时候，说轻说重，甚至压下来放下次编委会讨论，那么对文章是否发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个季度编两本杂志，这个工作量对我来说是十分轻松的。

闲着没事，我就给计算机系带毕业设计。我列的毕业设计课题学生都很感兴趣：操作系统解析，染色体的计算机图形识别，老年缺血性中风的先兆预测，急腹症的鉴别诊断，妇科肿瘤放射性治疗计划系统设计等等。前面说了，我夫人的舅妈是黑龙江医院的院长，她和我合作做了不少计算机在医学上的应用课题。我还和黑龙江医院以及哈医大、黑龙江中医学院、黑龙江肿瘤医院的医生合作，做了不少课题，几乎成为半个医生。从内科，到外科，到妇产科、针灸科、肛肠科，只要可以用计算机建模的课题，我一个一个的做。蛮有味道。

还有时间，就帮电化教研室搞教学片的编导，摄像、剪辑，写电视剧本。第一个片子是省教
委下达的黑龙江高等院校科研成果巡礼。带着摄制组，一个一个高校跑，素材录下来再剪辑，写解说词。最激动的时刻是到哈医大拍摄一种新的人工流产科研成果。一个20岁不到的小女生，水灵灵的，被医生事先脱得光光的，一点面子都不给，躺在手术床上，等着我们来拍摄。在那个时候，未婚先孕，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医生对她也没有好脸色。只是我很同情她，告诉摄像的，不要拍她的隐私部位，拍肚子就可以了。到未成形的胎儿流产下来，血淋淋的放在盘中时，我们几个都呕吐不已。一个生命呀~~~真可怜。
片子编辑好了，在黑龙江省高等院校科技工作会议上面放映，反响极大。因为当时全省高等院校除了我们，还没有一家有全套摄像录像编辑设备，尽管片子现在看来还是比较粗糙，但是剪辑下来，配上音乐美工，居然象个样子。其它院校纷纷来问，设备要从哪里进口，型号配置价格等等。到第二年，几乎所有院校都成立了电化教研室，还成立了黑龙江省高等院校电教研究会，推选我当了研究会秘书长。

最精彩的是日本长崎海洋大学，一个和船舶工程学院姐妹学院，每年来一批学生到哈尔滨暑期友好交往。一个星期时间，和我们学校的学生联欢，到太阳岛游览，一起在我们的学生食堂吃饭，一起跳舞歌唱。等他们上飞机时，我编导的录像带就送给他们，而且是英文、日文对照配音。这真是把小日本镇住了。也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期间，我还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舰船发展史》、《科技发展史》、《自然科学概论》等课程。兴趣爱好，涉及各个方面。从事科研教学，能够专一自然最好。但是如果能够迅速从一个专业跳到另一个专业，而且立即搞出些成绩，也是一种乐趣。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不同。有的一门心思，搞他的专业，甚至十分的专，就像学校里有一个张姓老师，搞断裂力学中的一个系数K，搞了十几年，发表了数十篇论文，都是讲K系数的。至于那个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一辈子就是搞了一个1＋1，最后只是搞到1＋2为止，那也是国际著名专家了。按照我的性格特征，肯定受不了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天天重复一个课题、一种操作，那绝对会把我逼疯的。

见异思迁，什么新鲜搞什么，什么刺激干什么，从飞机发动机，到船舶动力，到核电站，到计算机，到电化教学电视编导，到自然辩证法、科技史，后来又搞系统工程，搞区域经济优化，跨度之大，令人咂舌嘡目。最后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够搞这么多的专业了。

这就是我血液里面不安稳的遗传因子在起作用。这个特征，尽管可能要吃亏，但是最后还是占了便宜。因为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发现中国的专家太多了，而杂家，也就是所谓的“通才”太少了。一般来讲，区域经济优化，专家的作用是有限的，真正起作用的是杂家。借宁波电视台一位著名节目主持人的话：储老师，天上的他知道一半，地下的他全知道。

回顾我的一生，一点也不后悔。别人一生只能接触有限的领域，有限的人生。而我，几乎人世间所有美的领域、美的东西，我都经历过，不但经历过，而且总是领先时代新潮流。哈哈，这一生，值了。所以，我的人生格言就是：“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一切美的事物，我都要去领略，去体会，去欣赏。这样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可以欣慰的说，我没有白来这个世界。”，“只有懂得欣赏人世间的美好事物，才能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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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高等院校电化教学研究会的成立，无意中带出来一段有趣的经历。在我们学院召开的一次全省高校年会上，佳木斯医学院电化教研室的同志发言中提到，在离佳木斯大约几十公里的桦南县，发现了一例具有人体特异功能的少妇，能够耳朵听字，希望引起省会城市高校专家教授们的关注。

在这之前，报纸媒体曾经登载在四川发现一个名字叫唐雨的男孩，能够用耳朵听字的消息，各地反响很是强烈。这是一个泛滥着各种可信、不可信的消息的年代，每天几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惊人新闻、小道消息、道听途说来骚扰你。但是，因为是佳木斯医学院的老师亲眼见到的，而且又经过他们亲自测试，证实该少妇确实具有这种能力，因而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兴趣。我当场决定会议结束之后，马上带一个摄制组赴佳木斯考察验证。

从哈尔滨到佳木斯的飞机是苏制安－2型24座小飞机，机舱内噪音特别大。我们带了摄像机、充电器、监视器、录音机等一大批装备，经过一个多小时航行，到达佳木斯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改革开放之后改成军民两用，机场设施十分简陋。

到了佳木斯医学院，住在学院招待所里。第二天，牟某从桦南来到佳木斯医学院。这是一个25～6岁的农村少妇，红润的脸膛，显示出劳动妇女的健康。谈吐朴实，显然没有见过大的场面。我们问她怎么知道自己有特异功能的？她说，一天老公下班回家，吃晚饭时候说起四川唐雨的事情。牟某说，这有什么稀奇，我也能够用耳朵认字。老公不信，当场试验，果然都能认出来。不但用耳朵可以听字，用手、胳肢窝都能够听字。

接着她说，从小我不敢看电影，到电影院里，灯光一闭，我看前面的人都是骷髅架子。原来她的眼睛有透视功能。这下我玩心大发，马上让佳木斯医学院的老师从医院门诊那里随便找 一个中年妇女来，让牟某看看。牟某看了一会，说：带环（节育环）了，环带偏了。我告诉佳木斯医学院的老师，马上带这位中年妇女去做X光透视。透视下来，证实了牟某的观察是正确的。乖乖，这个牟某真不简单。那她看我们时，岂不透过衣服什么零碎都给她看光了？汗~~~~

随手又拿张纸，在走廊上写了“上海”两个字，叠好，回房间让她认。只见她把纸条捏在手里，静默片刻，就认出来了。别的老师也纷纷去写字，测试下来，识别率达到100％。只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六”字，她说是老 “K”的K字。原来上面那个一点她没有看到，又把字认为是横着的，误认为K字。应该说没有大错。

下午，测试正式开始。我们设计了一整套严密的测试方案：分别由佳木斯医学院的院长、党委书记、各系的老师和在医院门诊部随机找到的人，背靠背制作纸条，封好之后拿到测试现场，根本没有作弊做假的机会。同时，对牟某进行体表温度测试、脑血流图测试，有专人记录。测试表明，无论是耳朵、手、还是胳肢窝都具有认字功能。认字时候，体表温度上升2～3度，脑血流图增加流量40～60％。说明有明显的生理活动支撑着认字过程。据牟某自己说，测试完后，身体很疲劳，说明认字的时候消耗大量体能。

下来，我们问她认字时候自我感觉。她说：在手心认字时，开始有一种麻木酥痒的感觉，从手心沿着手臂向上延伸，一直到达上臂、肩膀。然后，在眼前方大约10～15厘米的地方，出现一些隐隐约约的图像，开始很不清楚。慢慢从模糊到清晰，精神状态愈好，显示的图像就愈清楚。

接着我们改变测试方法，把纸条放在玻璃瓶中，放在烟盒中。最后放在铅罐中，只见她额头上冒出黄豆般大的汗珠，非常吃力。最后摇摇头说：认不出来了，铅罐的壁太厚。

回哈尔滨后，我们把录像剪辑成一部片子，起名叫“人体特异功能”，在黑龙江电视台播出。哈尔滨工业大学为此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所。在哈尔滨的小学中寻找开发特异功能，居然在一个班级50多名学生中，引导开发出30多个小学生能够实现耳朵认字。

我们当时都很兴奋。这是人体潜能的一次大发现，如果开发出来，对社会、经济、文化和医学都是巨大的贡献。牟某被佳木斯医学院招工到学院，作为特殊保护的研究对象。连她的两个孩子，也都具有相应的功能。公安部还把她借调到长春，到伪满的中央银行地下金库利用她的透视功能，在墙内寻找日本人留下的黄金宝藏，结果不得而知。全国也成立了特异功能研究机构，钱学森当时对此有一个鼓舞人心的讲话，主张国家要大力开展人体科学的研究。

不久，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从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对伪科学的角度，发表了一个谈话。指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是一种魔术，是欺骗人的勾当。要求各级科委、科协不得支持这方面的活动。钱学森为此和于光远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官司一直打到中央书记处。书记处领导把双方都叫来，当场测试特异功能，结果确实有，谁也无法否定。只能做个和事老，说可以研究，但是不要宣传，不要见报。实际上，后来确实出了一些江湖骗子，到处招摇撞骗。就是像牟某这样特别淳朴的农村妇女，佳木斯医学院给她全家解决了工作、户口问题，在她的亲戚邻居鼓动下，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学校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稍不顺心，就不配合研究测试。后来医学院不得不让她回原籍继续务农。

20多年过去了，我国大地上人体科学的研究始终是多灾多难。在这么一个体制变革的大时代，江河横流，鱼龙混杂，这个功，那个功的，一个接一个。应该客观的说，其中不乏对身体健康有益的成分，但是也不可否认出现了一批以组织群众锻炼身体或者治病为名，行敛财之目的的江湖骗子，影响安定，危害社会，相继为有关部门取缔。而那些批判伪科学的卫士们，又都是形而上学的“左派”学术权威，不但扼杀了正常的人体科学研究，而且也没有以理服人，帮了许多倒忙，反而给社会添了乱。可叹~~~

到1983年，我离开教务处，转到新成立的系统工程研究室工作，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关心也就告一段落。只是留下了一段有趣的回忆。我相信，迄今为止，人类对于自己身体的了解，对于生命的了解，还是十分浅薄的。许许多多生命现象，譬如灵感、譬如预感、譬如心灵感应、譬如“辟谷”等等，还都不能用已有的科学来解释。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在21世纪必将有一个新的突破。

CHUJIAKANG

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核反应堆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转，几乎是同时，负责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就开始考虑中国海军发展核潜艇的问题了。其后不久，一份由各方面专家起草的报告便上报中央，提出中国应该发展核潜艇。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毛泽东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中国核潜艇建设从此起步。
根据中央指示，首先成立了以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为组长的四人小组，负责领导核潜艇工程。随后，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二机部则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由海军装备部长于笑虹负责协调工作。
中国核潜艇建设事业是从一穷二白起家的。当时，科技人员手中只有2张模糊的美国核潜艇照片，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参考资料。后经批准，海军相继组建了702基地、水声、热动力等6个研究所。1959年1月，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成立，统一领导这6个研究所。这里汇集了彭士禄、赵仁恺、夏铜、黄旭华、李毅、孟戈非、连培生等著名科学家。1961年7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海军舰艇研究院，由刘华清任院长。

1962年，前苏联从中国撤走了全部原子能专家，加之我国正经受着经济困难，为了给原子弹让步，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但保留了一支50多人的核动力研究班子，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实验。1965年3月，核潜艇工程再次上马，并确定了“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再搞导弹核潜艇”的分两步走的方案，同时任命彭士禄、黄纬禄、赵仁凯、黄旭华为核潜艇总设计师，并要求全国两千多个厂所院校、上万名科技人员配合攻关。中国核潜艇进入全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建造第一艘核潜艇所需的材料有1300多个规格品种；装艇设备、仪表和附件有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3000多种、总长90余千米；管材270多种、总长30余千米。 总投资十亿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了。

1970年7月17日凌晨2时，我国核潜艇陆上模拟堆开始提升功率，7月30日，试验达到满功率，宣告我陆上模拟堆正式建成。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胜利下水，并开始进行设备安装工作。1971年6月，第一次全艇联合试验开始进行，接下来是核潜艇水下启堆试验;1971年8月23日，该艇第一次以核动力航行驶向试验海区，进行检验性试航。在先后四个阶段的试验中，该艇先后出海20余次，试验项目近200个，累计航程6000多海里。
在核潜艇研究制造基础上，中央决定研究开发核电站。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上海。当时上海承担了三个重大研制任务：其一是研究开发大型民用客机，工程代号708工程；其二是研究大型运载火箭，代号是718工程；其三就是研制核电站，代号是728工程。
到了上海，才知道上海728工程设计队主要成员来自两个学校：哈军工原子工程系的核动力教研室，他们在70年学院分建时就成建制的搬到上海。另一个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原核飞机教研室。两个教研室加起来大约30多人，我们来了，又有上海交大的核动力教研室，一共四个教研室。再加上上海从企业、研究所、大专院校抽调的人员，一共近一百余人。地址在南昌路59号，思南路口上的两栋小洋楼里。当时设计队还有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不过对我们都很客气，口口声声叫我们为专家。其中一个工宣队员是国棉22厂的工人师傅，一口宁波话，自我介绍：阿拉是“光明捏呢”厂的。把我们一些北方来的老师搞得一头雾水，解释半天才明白，传为笑料。
北方来的老师还对上海外滩经过观察总结，得出精辟结论：上海外滩早晨是老头老太们的世界，都在那里早晨锻炼，打太极拳。中午是外地出差人的世界，夹个公文包，在外滩溜达看风景。晚上是年轻人的世界，一个长椅子上面可以坐三对年轻人，互不干扰，各谈各的情，包括做一些小儿不宜的动作。
上海72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是我们的直接领导。办公室主任是原上海机电二局局长艾丁。一位新四军老干部，9级干部，原华东局饶嗽石的秘书，在新四军时期和我大舅是同事，所以对我非常照顾。

我们到上海的时候，还刚刚开始方案论证。选什么堆型都没有确定下来：气冷堆？压水堆？重水堆？我们的任务就是消化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全部是英文原版，缩微胶卷，用缩微胶卷阅读器读，非常费眼神。美国的几个著名核电站的安全分析报告，我们都一一阅读，消化。
不久，二机部派来了总工程师欧阳予，他正在五七干校养猪，12道金牌把他召到北京，又急急忙忙赶到上海走马上任。在欧阳予领导下，728工程的一切论证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接着又从北京二机部第一研究院，四川二机部第二研究院，第九研究院调了一批精兵强将，支援728的研制开发。在这么一个群体里面，我发现自己每天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很快熟悉了业务，可以独立开展研究工作。而且，借着ENGLISH好的优势，可以和这些老同志比一比。

由于资料都是英文原版，所以懂英文的技术人员占了很大便宜，可以马上开展工作。而原来学俄语的同志，就吃了大亏，只能拿本英语课本从ABC开始扫盲。所以我十分感谢1959年上海教育局决定撤消市区的“晓光中学”，把它合并到三林中学来。晓光不但带来了许多物理化学实验仪器，而且带来了十几个很有学问的老师。我们中学从那个时候，就开出了高质量的英语课。我们这个年级三个班级，有两个定为英语班。
上海方面为我们准备了很好的生活后勤条件。我们哈尔滨去的十几个老师都被按排住在威海卫路太阳公寓中，这是解放前永安公司老板六姨太的公寓，上下三层楼，都是柚木地板，后面有花园假山。客厅有40多平方米大，放了一张乒乓球桌，下班回来可以打乒乓球。我们买了月票，每天要换乘一次车才能到南昌路设计队办公室。中午吃饭在南昌路上的“科学会堂”（现在的上海市科技协会会址）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科学讲座、学术报告的海报。这在那个时代，别的城市几乎见不到。后面就是复兴公园，一个很有法国味道的小型城市公园。

到73年初，为了加强728研究力量，上海市728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把队伍搬迁到位在嘉定的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这样，我们有整整一年时间在嘉定郊外的原子核所上班。郊外的空气很好，秋天时，晚上从办公室回宿舍路上，都能在水泥路上抓到大闸蟹，拿回宿舍用电炉煮熟，鲜美极了。原子核所所长是万钧，一个十分和蔼可亲的老干部。

1974年，728设计到了关键时刻，由于嘉定离市区太远，和上海其它研究所、院校、工厂配合很不方便，查询资料也要跑市区，于是又搬到高安路19号，原华东局大楼。这里离开淮海中路上海市情报研究所恨近，只要步行不到10分钟就到。我们几乎每天要到情报所查询资料。上海情报所的原版杂志给我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在其它城市，那个时代是看不到这么多的原版杂志的。

这时，又从武汉请来我国核潜艇动力装置设计的总工程师彭士禄，中共早期党员彭湃的儿子，周总理的养子。包括彭士禄手下武汉719所的主要骨干大将。在高安路19号工作期间，宿舍按排在靖江路上，普希金铜像附近的一个花园洋房里，后来又搬到永嘉路的一所花园洋房里。自小生活在上海郊区，不知道上海原来有这么多的华宅。我想，就是上海市民可能也不是多数人能够有幸住上这些好房子的。

每个人的成长，和他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再好的天赋，如果终生在大山里面生活，或者在乡镇的小学里面，也不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惊人的成就。而和大师们在一起，虚心学习，受益无穷。现在，在我的周围几乎汇集了全国所有核动力方面的精英，天天和他们一起讨论、论证。耳濡目染，功力大增。到74年我就成了设计队的年轻骨干。那年夏天在延安饭店开的728论证会上，由我向全国各地来的专家介绍装置系统，到会的都是“总”字头的，不是总工程师，就是总设计师。我的汇报十分成功，真可谓年少得志。

这样，到了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接着四五事件，批林批孔，批判邓小平。政局大乱，不知道以后怎样变化。还是回哈尔滨单位里去，躲进小楼成一统。于是我在这一年的夏天正式离开上海728工程设计队，回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继续当我的老师。尽管我没有把秦山核电站工程做完，但是初期的方案论证、扩初设计全程参加了，而且是一个重要辅助系统设计组的负责人，因此回学校后写教材、讲课都很轻松。在上海6年，我几乎读了几百万字（也许还要多）的资料，记了20本100页的硬面抄笔记，写了几十万字的设计文件、报告和论文，这些都是我参加工作之后头几年打下的基础，为今后的人生旅程作了很好的铺垫。回学校之后，写了第一本专著：《船舶核动力装置原理和设计》，由国防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也是我国第一本核动力装置的专著，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在上海728工程工作6年，我新婚的妻子还在沈阳郊区，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每年她到上海探亲一次，我回哈尔滨探亲一次，两地分居，鹊桥相会，很是艰难。我特别感谢她在这6年中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如果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会有一个女人，作着默默无闻的贡献，那么我的成功的后面，就是我的那位她，默默无闻地支持着我。

CHUJIAKANG

小时候，喜欢看《科学画报》、《大众科学》杂志，最羡慕的就是封面上那些穿着白大褂专心致志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科学家。那些化学器皿、电子测试仪器，对幼年的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我向往成为一个科学家。

到上海参加秦山核电站设计后，我知道少年时代的梦想已经成真。我正在从事研制的项目是我国尖端科学中的一个空白领域，就是在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核电站。我已经步入了科学的神圣殿堂，成为其中光荣的一个成员。真是这个信念，让我远离新婚的妻子，废寝忘食的钻研核电站相关的原理、设计方法等业务，而且很快取得了进展。

对核电站水质标准的论证和控制，是我在设计全过程中的一个亮点。核电站一回路的水，是从反应堆中把巨大的热量带出在蒸气发生器中传到二回路产生蒸气的介质，对水质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为了减少核辐射强度，水中的杂质要尽可能减少。为了防止对不锈钢管路、设备产生晶间腐蚀，水中的氯离子必须控制在0.1ppm以下，即不能大于千万分之一的浓度。为了协助控制棒对反应堆进行有效控制，水中的硼离子浓度要随时可以调节。我们设计了一个复杂CVCS系统，作为核电站一回路中的一个主要辅助系统，里面有离子交换器、热交换器、阀门、泵、化学与容积控制箱等一系列化学化工设备。

通过这个系统的设计，我对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水，开始有了新的理解。关于水，可以写出几十本的学术专著，发表几百、几千篇的学术论文。普普通通的水，居然蕴涵着这么大的学问。推而广之，我知道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时时、处处都是学问。一个在科学殿堂里博弈的学子，就是要学会在平凡中寻找真理。

到1974年，我迷上了计算机仿真。我们给核电站复杂的系统建立了由几十个微分方程组成的数学模型，用FORTRAN语言编制了仿真程序，在上海计算机研究所的国产TQ－16电子 计算机上进行运算，仿真核电站运行时不同工况下的结果。现在的青年人可能不会理解我们那个时代上计算机进行运算的困难：全上海就这么几台大型计算机，要事先登记预约，看在我们是国家重点工程份上，每次给你半个小时计算时间，不少时间是排在后半夜，我们就拿着干粮在计算所的走廊里等候。

计算机没有键盘、没有监视器，没有鼠标，全靠穿孔纸带输入程序和数据。计算机操纵台上程序员可以操作的就一个红色脉冲键，按第一下是告诉计算机准备，按第二下就是输入程序和数据。然后，看着计算机面板上面几排红灯一闪一闪的，表示计算机在工作，耐心等着计算机输出计算结果。存储设备是磁鼓，内存32K，CPU运算速度是每秒一百万次。其综合性能大概只有后来的APPLE II的十分之一。但是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了。就是在这样的计算机上，我们解决了核电站设计的一个又一个问题。

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初，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工程技术人员手中的工具，主要是计算尺，还有手摇机械式计算器。只能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我们刚到728设计队时，每个人领了一台机械式手摇计算器，房间里就听到齿轮嘎嘎、嘎嘎的转动声。摇计算器的工程师，一脸庄严肃穆。仿佛在指挥着一场淮海战役一样。

回到哈尔滨之后，除了教学工作，我们还担任着为703研究所压缩机参数实验提供动力源的任务。我们教研室有一台俄制驱逐舰上的10000马力的蒸气动力装置，包括舰用锅炉、汽轮机以及全套辅助机械，整个蒸气动力装置实验室平面布置就像半条军舰的动力舱一样。把它开动起来，带动703所研制的空气压缩机样品，测试其性能参数。我们称为“开车”。

开车时，整个教研室都出动。按照各人专业分工，有管汽轮机的，有管锅炉的，有管给水泵的，有管给油泵的。我的任务就是水质处理和监测。提前一天，为锅炉准备好“软化水”，就是用离子交换的方法，除去自来水中的钙镁离子，防止锅炉结垢。这架势，真的很了不起。开车时，我看着我的同事，心中想：这些平时熟悉的朋友，平时根本看不出有这么大的本事，但是现在如果有一条驱逐舰停在港湾，我们也能够把它开走。

1978年，全国召开科学大会。郭沫若老先生为此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文章《科学的春天》。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党中央请科学家给他们讲八大新兴科学领域，普及科学知识。各地也纷纷找专家学者按照中央的格局，在机关干部中普及新兴学科的知识。哈尔滨市科协来我们学院，要找一个专家开设“能源科学技术”的讲座。他对学院领导说：这个讲座在哈尔滨找了许多单位，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电业局说他们只懂电力，煤炭局说他们只能讲煤炭，水利局说水力发电还可以，石油局说只讲石油肯定不行。所以请船院领导无论如何要帮忙。

确实，能源科学技术包罗万象，从石油、煤炭、电力、水力等常规能源，到太阳能、风能、海洋能、核能等新能源，跨度极大。难怪谁也不敢接手去讲。学院找到了我说：你刚从秦山核电站参加设计回来，应该最有发言权，就你去了。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口答应下来。

然后进行准备。先问一下听众对象，对方告诉我说都是哈尔滨市级机关的局长、处长。又问，文化程度？对方说：大多是初中高中水平。好了，我心里有底了。于是，把收藏的《大众科学》《科学画报》杂志全部找出来。按照科普要求，准备讲座。不讲高深的理论，尽可能用身边的例子来说明。同时，要求开几个座谈会，了解哈尔滨能源使用情况，讲座要结合当地实际，效果就更好。


讲座那天，道里友谊宫礼堂里坐得满满的。我在台上，对着话筒，从钻木取火，到热核反应，上下几千年，把能源的发展史侃侃而谈。然后，分别论述当前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及其解决途径，各种新能源的特点、优劣、技术关键、发展前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引起全场强烈反响。因为前一堂讲座是由哈工大的教授讲高能物理，什么反西格玛负超子，什么能级轨道，把大家听得云里雾里，什么都没有听明白。对比下来，还是船院这个年轻老师有水平。呵呵，看来我的“偷巧”偷对了耶~~~。

我不知道这是我在哈尔滨科学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接下去哈尔滨市科协换届，一致推选我担任市科协副主席。在科协第一次常委会上，又分工和哈工大的周定教授负责全市的科普工作，担任科协科普委员会主任。一下子，我和哈尔滨市那些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开始平起平坐了。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哈尔滨工程力学研究所刘恢先院士，某国防工厂总工程师邵奇惠（后来担任黑龙江省省长、机械工业部部长），某国防工厂厂长李嘉廷（后来担任云南省省长）……。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居然梦想成真了。

讲座结束之后，黑龙江省出版社找我，要求把讲稿整理出版。我用了大约10天左右，对讲稿进行充实、修正，补充了不少插图，由黑龙江省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尽管是科普著作。接着又写了《船的进化》、《当代数学巨星－希尔伯特》、《数学大师－欧拉》等三本科普读物。其中，后两本数学家的故事由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丛书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我国优秀图书奖。《希尔伯特》一书还为台湾某出版社盗版，列为台湾中学数学教师课外进修必读书。至今还没有给我稿费，等两岸统一了，再找他们要去，要加上利息。

哈尔滨市科协副主席的身份，使我经常参加哈尔滨市的一些活动，包括开设各种科学讲座，参加各种会议，接触社会上不同的人群，有机关干部、青少年学生，也有工人、农民，对我了解社会极有好处。我的为人，又比较好相处，热心公益事业，有求必应，因此和市科协机关的干部群众关系都不错。有个科普作家孙幼忱，是我国著名科普作家孙幼军的弟弟，先天小儿麻痹症患者，生活很是困难。我们把他调到科协普及部工作。团市委搞青年五小发明活动，也来找我去讲《发明创造的艺术》，我几乎成了“百宝箱”“万金油”了。

尽管这段时间里，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发明创造，没有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但是我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去探索，在科学普及、微计算机应用、科技发展史、自然辩证法都有所建树。先后担任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大学生科技协会理事长、黑龙江省微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后来又遴选为黑龙江省省委、省政府经济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市委、市政府科技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科学的神圣殿堂中，我似乎走的是一条成功的道路。成功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不要拒绝去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当机遇来到时要善于把握它。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你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一步一步走向成功。我想，当时我如果拒绝了哈尔滨市科协开设讲座的请求，如果我没有认真准备获得全场一致好评，那么社会就不可能知道我的才能，我至今还是个大学里许许多多普通老师中默默无闻的一个。

CHUJIAKANG

在哈军工，秉承原苏联的一套管理模式，处处、事事，等级森严。譬如教员干部的办公桌椅，实验员是方凳，助教讲师是木靠背椅，副教授以上就是皮转椅。办公桌，助教是三屉桌，讲师是“一头沉”，副教授以上才是“两头沉”的大写字台。住房分配更是如此，尉官住尉官楼，大多是筒子楼，水泥地，共用厨房、厕所；校官住校官楼，进军工大院大门右侧就是校官楼，也叫老红楼，三室一厅，红漆地板，卫生间有浴缸，贴瓷砖。将军和院直属各大单位主官（系主任、系政委、院直各部部长、政委）住将军楼，又叫小红楼。

将军楼在学院南侧，有单独的木栅栏围墙，由警卫连派战士日夜站岗。我当学员时每天早晨跑步经过时，总是觉得那里面十分神秘。

得知我要结婚，我们教研室的指导员老丁来找我，和我商量：你们结婚搬到我那里，311房间就留给教研室其它单身教员住。我知道老丁原来是军工院办秘书，军工搬迁时因为和学院领导熟悉就乘乱搬进了将军楼，占了楼上一层4间房子。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动机，但是将军楼的条件总要比尉官楼好。等到去老丁家一看，等待我的是二楼阴面一间16平方米的大房间，红漆地板，还有一个大壁橱。厕所、厨房两家共用。他们一家5口人，占了阳面两间，一间16平方米，一间24平方米。此外，楼梯间还有大约10余平方米作为过道，这在当时就是想都不敢想的待遇了。老丁是江苏扬州人，大嫂是一个十分淳朴的农村妇女，刚从扬州农村调学院当清扫工。这样，我除了感谢，不可能发表不同意见了。

军工结婚，家具就是学院里借的旧营具。两张单人床拼起来，当婚床。靠墙是来三系报到时领的一张大内务柜，有8个抽屉，4个柜子，放些零零碎碎杂物最实用了。花了20元到家具市场买了一张靠边站方桌，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靠墙，不占地方。两把靠椅，四只方凳。这就是我们结婚时候的全部家当了。过了两年才又买了一个三开门的衣柜。接着，擦窗户，换门锁，买喜糖，置了两床新棉被，岳父送了一个煤油炉、一个沈阳产的红双喜牌高压锅。到12月22日那天把那位娶回家，教研室同事来祝贺，简简单单，开始了我长达十年的“红楼梦”。

军工学院将军楼一共有7栋，在一个小院里，都是两层红砖砌的楼房，每栋楼四个单元（院长、院政委和院政治部主任住的那一栋是三个单元）。每个单元的格局：正门进去，是个走廊，左侧大房间是会客室，右侧小间是警卫员室，后面是厨房和餐厅。楼上阳面一间大的，是首长工作室，小的一间是首长夫妇寝室。阴面大的一间16平方米，小的一间10平方米，一般是子女或者保姆寝室。楼上、楼下都有卫生间。全部红漆地板地，油墙。每栋楼之间距离很大，以前是花圃，现在开春之后都种了瓜果蔬菜。平时闲杂人员不准进入，所以十分安静。
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把门一锁，南下去上海参加秦山核电站设计，夫人也回沈阳单位上班。之后，每年回来探亲，也就是住上两、三个星期。匆匆忙忙来，又匆匆忙忙的走。只有74年因为参加学院里的运动，前前后后住了将近两个月，才和左右邻居熟悉起来。我们住的是50号楼3号，1号是黑龙江省军区的武副政委，抗美援朝时候是志愿军的一个团长，夫人姓孙，山东人，很清秀，原来在部队文工团里工作，后来老公让她辞职在家做家务。2号住的是原军工三系政治部主任，当时是船舶学院的领导王某。4号住的是原军工院办郭主任的遗孀，带了几个未婚子女。对面49号楼，住了黑龙江省军区两个副司令，孙副司令和王副司令，王副司令原是东北抗日联军很有传奇色彩的著名骑兵司令，少将。还有原军工的政治部副主任，原大校，9级干部，当时的船舶学院党委书记卓某。其它一些楼的住家就不熟悉了，似乎这些大领导家是比较忌讳互相串门的。

每年我夫人来哈尔滨探亲，很能够和左右邻居睦邻友好，没事在一起“唠嗑”（东北土话，即“聊天”的意思）。特别和孙副司令、武副政委还在读中学的女儿关系很好，俨然成为红楼里的孩子王。同时她和武副政委的家属非常谈得来，讲起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些往事，政委夫人十分投入，经常会忘了做饭。其中印象最深的，也是我夫人回来枕头边上悄悄告诉我的，就是说在朝鲜战场上，司令部机关每周末都要举行舞会。司令部的话务员、打字员，文工团的演员，都要作为政治任务，参加舞会伴舞。有个师首长，和文工团一个女孩跳舞，女孩漂亮，首长生理上起了正常反应。女孩不解，问：首长，你裤兜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硬硬的。首长十分尴尬，急中生智，说：这是我带的手电筒，等会儿回去路上照亮用的。女孩单纯，说了声：哦。不知道怎么，这个故事在志愿军里传了开来。从此，“手电筒”、“手电筒”，就成了那个东西的代名词。武副政委不让小孙再在文工团里工作，恐怕也是有道理的。

等到1976年夏天，我从上海回学院参加教学工作，我夫人还没有调哈尔滨，但是经常请事假、病假回哈尔滨和我过家家。这时，煤油炉就不够用了。于是添了蜂窝煤炉子，购置了一大堆锅碗瓢盆。和大嫂学，灶台下用木条钉个鸡笼子，养了两只生蛋的母鸡，每天听到母鸡“聒聒蛋，聒聒蛋”，就知道鸡生蛋了。伸手一摸，蛋还是热的。这个时候，我老婆最高兴了。对于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的那个时代，每天有自己养的鸡生的鸡蛋来补充营养，无疑是十分幸福的。

50号楼东侧，有一大片空地，原来也是花圃。警卫连战士把花铲掉后种了些庄稼（玉米、向日葵）、蔬菜。我看红楼的老住户房前房后都有大大小小一块“自留地”，主要用来种蔬菜。就让大嫂和警卫连商量，给我匀出一块来。连商量，带赖皮，反正最后我们家居然挤到一块大约有20多平方米的自留地。我写信回家，让我老妈寄一些南方的蔬菜种籽来。小小的一块地，居然种了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青菜、油菜，林林总总七八种蔬菜，周围也种了几十株向日葵。而且长得特别好，豆角、茄子下来时，自己居然吃不完，还要送左右邻居和同事。向日葵熟了，摘下来磕瓜子。这时，我就十分理解老人家在中南海为什么不让种花，而要警卫战士种蔬菜了。现在我们还十分留恋那个时代，总想找个可以养鸡种菜的地方度过退休之后的岁月。


转眼到了秋天，大嫂告诉我们要准备挖菜窖，好过冬。原来东北冬天有7个月，这漫长的冬天里地里什么都不长，商店也没有供应蔬菜的。要在秋天储备好足够的萝卜、白菜、土豆。十月份整整一个月，全校上下，几乎不干别的。拉秋菜，分秋菜，秋菜下窖，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所谓“菜窖”，就是在地上挖下去大约3米多深的一个长方形坑，上面压上木板、泥土，再装一个活门，保证窖里温度不会让蔬菜上冻。一家买上50斤大葱，100斤土豆，300斤白菜，100斤萝卜。从11月份，要吃到开春5月份。老婆叫来了她的内弟，也就是她舅舅家的孩子，和我两个人整整挖了三天。总算有了自己的菜窖。一个冬天，只要老婆在厨房里喊：没有土豆了，没有大葱了，我就穿起棉衣，下窖取菜。这是自然分工，总不能让老婆去菜窖上上下下爬梯子吧？

那个年代，供应特别困难。每个城市户口的居民，一个月口粮30斤（妇女28斤），其中大米2斤，面粉8斤，其余都是粗粮。豆油半斤，猪肉半斤。那时能够吃到花生米，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了。记得有一次，老丁老家捎来一些花生米，老丁让大嫂炒了一盘，倒了一盅酒，自己享受起来。几个孩子馋的围着他转，口水直淌，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只见老丁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一瞪眼：“看什么看？你们吃的机会以后有的是”。把孩子们吓得都跑楼底下玩去了。我和我老婆在自己房里偷偷直笑。

到了春节，商业部门使劲组织货源，每户可以供应一只冻鸡、两斤冻鱼、一斤鸡蛋、两斤粉丝、一斤花生米、半斤木耳、半斤黄花菜，都是凭票供应的。老婆户口在沈阳郊区，这些供应两个人消耗，显然不够。于是我到南方出差，就有背食品回哈尔滨补充“给养”的任务。每次大致都是5到7个大旅行袋，满满装着大米、咸肉、香肠、卷面、上海奶糖、话梅、敲扁橄榄、饼干、咸鱼、菜干、笋干、烤夫干……，总有2、3百斤重。好在火车直达，那里有人送站，这里有人接站，人还不至于被压塌下。

当时有句顺口溜：“出门像个公子，下车像个兔子，回来像个骡子，算帐像个傻子”。说的是，出差时，学校派车送车站，穿的一身笔挺衣服，衣冠楚楚，真像个公子。到终点站下车时候，去登记旅馆，要赶紧跑，像个兔子。出差回来时，背着大包小包，都是满满的“粮草、给养”，像头骡子。等到结帐报销时，发现透支报不上帐了，只能像个傻子一样苦笑不已。真是十分形象的写照。

70年代末，哈尔滨流行自己装OCL线路音箱。我也买了推挽放大三极管、8英寸低音喇叭、功率放大管，到实验室里要了些印刷电路板边角料，按照【无线电】杂志里的电路图，自己腐蚀印刷线路板，自己焊接电路元件，请警卫连的一个会木工的战士帮我打了个大音箱，装上8英寸低音喇叭，再配一个3英寸的高音喇叭，自己做的稳压电源，自己调试。效果居然非常好，讨厌的交流声也给我七搞八搞去掉了，各个音段层次分明，音质一流，超过了教研室里几位专门学电子专业的老师做的音箱。买了个电唱机，添置了几十张唱片，都是革命歌曲和样板戏。

那时还流行自己打家具。买些木材，打衣柜、打写字台、打五斗橱。有的老师打出的家具，几乎到了专业水平。我因为房间里实在装不下更多的家具了，就打了一对沙发。让老婆内弟帮着做了沙发的木扶手，我到旧货市场买了沙发弹簧，在上海带回皮革的边角料，还有沙发钉之类的。包沙发是个技术活，包紧了，包松了，都影响沙发质量。两个沙发，我只用了半天时间就都包好了。代价就是手上给弹簧划得血淋淋的，一道道血印。老婆心疼的说：让你干些活，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唉，有什么办法？本人就是这个性格。沙发包完，人躺沙发上，听着动人的音乐，歌舞升平，在“红楼”里我们过上了惬意的“小康”生活。
那个年代，大学生毕业后第一年按照规定，6类地区工资46元，第二年转正56元。我们应该68年7月毕业，拖到12月份才分配，整整少拿半年工资。转正又拖了整整10年，一直到79年才拿到56元。我们自嘲说：文化大革命串联，坐火车不花钱，吃饭不花钱，住宿不花钱，现在这些“欠债”都给政府加上利息，本利一起算的给扣回去了。我家那口子，中专毕业，每月32元，两个人加在一起78元，来回探亲花在铁路上就要不少钱，积蓄甚少。整整8年，我们就添置了一个衣柜，一辆自行车，一台钟控半导体收音机，一台电唱机，自己打了一对沙发，做了一个音箱。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哈尔滨，这样的生活已经是中上等的水平了，更何况我们住在“将军楼”里面，交往的都是司令、政委、院长、书记及其家属，我想肯定有不少同事暗中骂道：这小子，祖宗坟上什么时候冒的青烟，运气怎么这么好？

就这样，到了1981年，船舶学院在军工大院大门内左侧盖了四栋新楼，起名叫“新一栋”…“新四栋”。这下可成为众人争夺的焦点。论资排辈，是当时分房、长工资、评职称的一般原则。怎么排，也排不到我们这一辈。然而，我哈尔滨科协副主席的头衔和在上海728突出的成绩起了作用，居然经过党委特批，给了我两居室的一个小套。不但给了小套，而且还给装了电话。要知道那个时代，电话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在学院里，处级以上才有资格装电话。我储某人何德何能，好事一件接一件的接踵而来。想想，总是前世做了什么积德的事情，让我今生今世几乎是一帆风顺的走过来了。就是有些挫折，也是有惊无险，安然度过。
有了新房，简单粉刷一下，就搬了进去。从此告别了“红楼”，开始了我们的“平民”生活。同事们来我家，再也不用警卫连登记通报，也没有人给我站岗放哨了。真可谓“十年一觉红楼梦”，虽然实际生活在那里满打满算不到五年，但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已经刻下了深深的难忘的美好回忆。

CHUJIAKANG

不少城市都有别称。例如济南别称“泉城”，武汉别称“江城”，成都别称“蓉城”，昆明别称“春城”，哈尔滨的别称则为“冰城”。

哈尔滨是黑龙江省省会，座落在松花江中游，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在哈尔滨，有十大军工厂，三大动力厂，三大飞机制造厂，还有轴承厂、亚麻厂、量具刃具厂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大型企业。

哈尔滨的夏天气候宜人，绚丽多姿，别具魅力，是消夏避暑的理想地方。美丽的松花江宛如一条彩带，给城市增添了无限风光。一年一度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引得中外著名艺术家纷纷前来献艺，使哈尔滨赢得了“北方音乐名城”的美誉。

哈尔滨还是一座冰雪名城，每年举办的“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冰灯艺术博览会”，汇集了冰雪艺术精华，吸引了海内外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参加经济贸易交流。

从下火车，第一次踏上哈尔滨的土地，我就被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景色所吸引。站前高耸的苏联红军纪念碑，红军街两侧米黄色的俄式建筑，雄伟的霁虹桥，东北烈士纪念馆，与我见到的江南城市风格几乎有天壤之别。后来，节假日到了南岗秋林公司，道里中央大街，看到喇嘛台、索菲亚大教堂，更是为哈尔滨的城市建筑的无穷魅力所迷住。

哈尔滨在1900年之前还是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修建中长铁路，一大批俄国工程师、商人来到这里。等十月革命暴发，大批白俄逃亡到哈尔滨，把这里当成东方的莫斯科。德国希特勒上台，迫害犹太人，又有大批犹太人逃亡到哈尔滨。就是他们，创造了哈尔滨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

哈尔滨人沿袭了许多俄罗斯的生活习惯，例如喝啤酒，喝格瓦斯（一种用面包发酵做成的饮料），吃大列巴（特大烤面包，一个有5斤重），吃俄式香肠、酸黄瓜。在哈尔滨老百姓的语言中，有不少是来自俄语单词。例如，缝纫机叫“马神”（MACHINE 的音译），大面包叫“列巴”，小面包叫“帅克”，水桶叫“围得罗”。夏天一到星期天，一家老少带着食品成群结队来到太阳岛上，在沙滩上、树林里，铺好塑料布，打牌，喝啤酒，吃面包香肠，到江水中游泳，不到太阳下山不回家。高峰时一天能有20多万市民乘渡船去太阳岛游玩。外地客人听了郑绪兰的一曲“太阳岛上”，以为那是一个多么优美的风景名胜，一旦去了太阳岛，十个有九个半人要失望。因为他们体会不到哈尔滨人在太阳岛上的那种乐趣。当时有句话叫：到哈尔滨，不去太阳岛是遗憾，去了太阳岛更加遗憾，还要加上失望。

哈尔滨的城市文化实际上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外来文化，就是俄国人、犹太人带来的西方文化，它使哈尔滨这个城市非常洋气、大气，无论是城市建筑，还是市民的穿着打扮，都浸透了浓浓的“洋味洋汁”，歌剧“茶花女”、咏叹调之类的高雅艺术，在这个城市里有着肥沃的土壤。第二部分是满族文化，这里是满清入关之前的发祥地，譬如跳大神，就是满族宗教“萨满”的遗风，还有就是哈尔滨人最喜欢的东北大酱，也是来源于满族，但是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满族文化的影响逐渐削弱。第三部分是山东移民，从清朝末年开始，山东还有一部分豫东的贫苦农民，成群结队“闯关东”，他们给哈尔滨带来了山东汉子的豪放、豁达的性格，也带来了不少山东人的习俗，例如吃大煎饼。

正对中央大街松花江畔的防洪纪念塔，是哈尔滨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那是纪念1957年松花江特大洪水中军民抗洪胜利的一座丰碑，造型独特，非常雄伟。从防洪纪念塔向东，一直到哈尔滨青年宫，大约1公里长的绿化地带，是著名的“斯大林公园”，实际上就是松花江的一段防洪堤坝。这里是哈尔滨人的骄傲，沿江一些城市雕塑，是我看到的最协调、最清爽的城市雕塑。

南岗的秋林公司和道里的秋林公司原来是俄国人开的一家大型连锁百货公司，在东北每个大城市，长春、沈阳、大连，都有秋林公司，而且都是这个城市最大的百货公司。里面的营业员头上都扎一块带一根细蓝条的白布巾，显出一副特殊的韵味，非常漂亮。秋林公司里，最受欢迎的食品是大列巴，红肠，大虾糖，鱼子酱，酸黄瓜。星期天去秋林公司，总是肩摩踵接，人潮似涌。

哈尔滨的冬天，几乎有半年时间。有些年份过了“十一”就下雪，到第二年“五一”才脱棉袄。室外气温通常是零下20多度，室内温度一般调到零上十几度，室内外温差大，南方人刚到哈尔滨很容易感冒。为了防寒，房子大都是两层玻璃窗，到了十月份，我们还要领浆糊用报纸裁成纸条，把窗缝封死。到四五月份又要把窗子起开，把纸条擦洗掉，每年如此。中间的大窗上面有一个小气窗，用来放室内的污浊空气，每天开它半个小时二十分钟。等下了雪，中午刚化，晚上又冻上，使道路特别滑。南方人来哈尔滨，几乎没有不摔跟斗的。好在身上穿着棉衣，头上戴着皮帽，摔了也不疼。最有意思是上下坡的马路上，如果汽车急刹车，就会在冰雪中压出一道沟，不注意还看不清。骑自行车的遇到这道沟，没有不摔倒的，而且摔倒后帽子、眼镜都会摔出去几米、十几米远，相当狼狈。这时，附近的孩子就会聚集在旁边的人行道上，等着看一辆接一辆的自行车摔跤，一面欢呼：又摔了一个，又摔了一个~~~，比看马戏团演出还要高兴。
在部队时，冬天早晨都要跑三千米。头上戴顶针织的滑雪帽，手上戴着皮手套，三千米跑下来，眉毛、胡子上面全是白霜，活脱像个圣诞老人。哈尔滨冬天虽然奇冷，但是因为空气湿度低，是干冷，南方冬天的冷是冷到骨头缝里的那种冷。我到哈尔滨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上海生了十几年的冻疮居然好了，从此再也不生冻疮了。

哈尔滨的春天很短。刚脱棉袄，不多久就要穿衬衣了。看着杨树发出新芽，一天天树叶的颜色变深，由翠绿很快变成墨绿，蔚成奇观。哈尔滨春天风大，风大风沙也就大。所以，哈尔滨的春天一点也没有诗情画意。转眼到了夏天，这是哈尔滨的黄金季节，最热的几天中午气温也就是30度左右，晚上睡觉还是要盖被子。因此，哈尔滨成了避暑的好地方。一到夏天，中央的大领导纷纷到哈尔滨、牡丹江来视察工作，开会。

东北菜没有进入八大菜系，自成一体，从风格上与鲁菜相近。印象比较深的有：小鸡炖蘑菇，粉条炖肉，椒盐排骨，溜肝尖，溜肥肠，扣肉，苏白肉，鱼香肉丝，酸菜炖肉，肉皮冻，溜蹄筋，酱猪肝，弹簧菜（就是塌鸡蛋），炒酸菜粉条，白菜片炒木耳，冻豆腐炖白菜等等，大多是以猪肉当家。再有就是水发鱿鱼、水发海参，就算是“硬菜”了。最名贵的是熊掌、飞龙、猴头等山珍，一般是吃不到的。遇到喝酒或者请客，都要拌个凉菜。东北凉菜很有特点，白菜、胡萝卜切成丝，肉丝先用豆油、酱油炒出来，再加上粉丝、虾米、木耳、黄花菜、干豆腐丝、葱丝、味精、陈醋、香油，放到一个脸盆里拌一脸盆。最后最先吃完的总是这个凉菜。东北大米，由于生长期长，口感特别好。东北的土豆、南瓜（当地叫倭瓜），淀粉多，吃起来特别“面”。回到南方，就吃不到那么好吃的土豆、南瓜了。

改革开放之后，道里市场特别繁荣。卖烧鸡的铺子一个接一个，最有名的是六号车的烧鸡，味道好极了。我们一个月总要去买几次，解解馋。那时候，吃烧鸡，肉吃完了，鸡骨架还要用来炖个汤，一点也不让它浪费。偶尔买到一次虾，吃了虾，虾壳留着当火锅底子，要的是那个海鲜的鲜味。枇杷、荔子、杨梅这样的南方水果在那个时候的哈尔滨是绝对吃不到的。就是橘子，我们一年也只看到过一两次。最多的是辽宁来的国光苹果，到秋天总要买一大筐，放菜窖里面，吃一冬天。梨头，大多是关里运来的。东北自己产的梨，有一种叫“秋子梨”，黑色外皮，冻了放阳台上，吃的时候再用凉水化开，味道也不错。

在哈尔滨生活、工作二十多年，生活习惯多多少少给它同化。最为欣慰的是性格上的同化，改变了上海人那种精明、小气，变得大大咧咧，豁达开朗。回到上海家中，弟弟妹妹都说我不像上海人了。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表扬，正因为不像上海人了，我可以和天南海北的各界人士交朋友，成为一个特别容易相处的人。感谢哈尔滨，感谢这块黑土地，养育了我24年，给了我无穷的快乐和欢笑。就是那些难以避免的苦涩，现在回味起来，也是觉得有苦瓜般的清香。

CHUJIAKANG

我的岳父、岳母都是伪满时代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后来参加革命到了太行山。我爱人的二舅、二舅妈都是医生，一个在黑龙江中医学院，一个在黑龙江省医院。她的四奶据说是辽阳著名的大夫，这无疑是一个医学世家。受这么一个家庭背景的影响，我走上了业余医生的道路。

最早接触医学课题，是1979年拍摄《黑龙江高等院校科研成果巡礼》电视片。在黑龙江中医学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拍摄的成果都是医学方面的。印象最深的是哈医大二院韩大夫的中草药萃取剂对中后期孕妇流产的项目，确实很有创意，很有成效。后来我和韩大夫成了好朋友。

我舅妈担任院长后，希望出些科研成果。那时计算机在医学上的临床诊断、医院管理方面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医生不懂计算机，计算机专家不懂医学，因此还是个空白点。舅妈找我先在医院管理方面合作搞个课题，主要是对医院管理考核体系的计算机研究，论文还被全国第一届医学生物工程学术年会录用。
后来，我和黑龙江省医院不少科室的大夫有过很好的合作。譬如和理化检验室合作的《计算机在老年缺血性中风的先兆预测》课题，和外科合作的《急腹症疾病的计算机鉴别诊断》课题，和肛肠科合作的《肛肠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实践》科教片的拍摄，等等。和黑龙江肿瘤医院合作的《妇科肿瘤放射性治疗计划系统设计》课题，以及和船舶学院针灸科医院合作的《中医针灸子午流注系统的计算机实现》课题，也都获得了临床应用。

几年下来，我几乎成了半个医生。因为搞一个课题，就要了解、熟悉这个课题在医学和临床上的基本知识，诊断要点，存在问题，等等。逼迫我对医学一科接一科地去熟悉，去思考。有的还要和医生一起坐门诊，亲自参与诊断，等于重学一个专业。

在医院里呆的时间长了，那种医生“最干净、最省力”的观念得到了彻底纠正。我发现医生几乎是世界上最累、最脏、最辛苦的职业。值早班、值夜班、节假日加班姑且不说，如果你看到外科医生做手术，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四个小时、八个小时，你就会理解医生实际上是一种强体力劳动，劳动强度远远超过一般的蓝领阶层。至于脏，很好理解：医院里什么病人都有，走廊里，卫生间，门诊室，病房里，到处游荡着各种各样的病菌、病毒。稍不注意就会感染或者交叉感染。“非典”时期，得病最多的人群就是医生护士，这是一个最好的注解。

记得我带两个计算机系的学生，做《妇科肿瘤放射性治疗计划系统设计》的毕业论文。为了让她们了解妇科肿瘤，在黑龙江肿瘤医院观摩了一次晚期子宫颈癌的诊断。当医生把扩阴器插入患者的阴道时，一股脓血从阴道喷出，溅了医生一头一脸。这两个小女孩当场呕吐不已，其中一个还差一点点晕过去。
最轻松的课题是《急腹症疾病的计算机鉴别诊断》和《计算机在老年缺血性中风的先兆预测》两个课题。只要在病案室把历史上的病例相关数据抄下来，输入到计算机里，然后用医学统计学方法，采用适当的数学模型，对数据进行计算机处理，很快就能够找到答案。当然，样本一定要足够，数据输入一定要仔细，结果要进行分析和修正。好在一个省级大医院，病例都保存得很完整，而且是院长大人的课题，没有人会故意刁难。一路下来，很是顺利。

和肛肠科合作的《肛肠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实践》科教片的拍摄，很是有点戏剧性。肛肠科诊断和治疗的主要疾病是痔疮和肛瘘，诊断和治疗时无论男女，都必须脱去裤子，暴露隐私。肛肠科不像妇产科，没有女大夫，就一个男主治大夫带一个男的医科大学实习生。除非你不想来治疗，否则就得乖乖的就范。结过婚的、生过孩子的妇女，一般比较大方，过程也就简单些。我最同情的是那些未婚的女孩，得了这个病，已经非常痛苦，自己也知道早点治疗早点解脱。但是一到省医院门诊，一看是个四十挂零的男大夫，就想打退堂鼓了。等到走出医院大门，再想想，好不容易赶来，有的是从几百里外的县市请假来治疗的，不看病回去仍然受罪。硬硬头皮，还是挂号等待门诊－反正谁也不认识谁，看好病一走了之。

等到医生问诊结束，要望诊时，病人显得无比尴尬。走到屏风后面，半天不敢脱裤子。痔疮的望诊，患者要做一个跪的姿势，头部向下，抬起臀部，让医生可以清楚地看到肛门部位，当然前面的隐私部位也都一览无余了。然后医生用带着避孕套的中指挖到患者肛门里面触诊，查找病灶，确定位置，以便对症治疗。这个过程大约有5到10分钟，等到患者起来，由于脸部充血，加上含羞，一般都脸红得可以。根据规定，肛肠科医生在诊断治疗过程中，是不允许接触女性阴部的，这和妇产科绝对不一样，否则一旦患者投诉，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接着医生开出诊断结果，治疗方案，药方，让患者去药局配药。配药回来，再给他或者她上药。这又是一个羞人答答的过程。一些老患者，已经习惯了整个过程。一次在手术病房，听到一群人妻熟妇谈论，其中一位发表高见：女人有三不回避，一是父母不用回避，二是丈夫不用回避，三是医生不用回避。其他人纷纷附和：对，对，就是，就是~~~以此自嘲。

肛肠疾病中有一种疾病叫“脱肛”，过去只是从医学书籍中看到，没有切身体会。杨大夫为了拍好这部片子，特地把他患者中最严重的一位男子叫来演示。只见他稍微一使劲，大肠就从肛门口脱出，估算一下，大约有一尺多的粉红色大肠被挤出身体，给了我绝大的震撼。患者真是痛苦万分，每次如厕，大肠都会脱出，然后再慢慢想法收回去。

《中医针灸子午流注系统的计算机实现》是我最为成功的一个课题。起因是船舶学院医院针灸科的赵医生，长期研究中医理论，发现祖国医学十分注重天、地、人的协调和相互感应关系。人体中的穴位，根据太阳、月亮运行，按时间循环开放。所谓“子午”，就是时间概念，一天24小时，划分为12个时辰，子丑寅卯……，按照阴历年月日，加上时辰，可以用一定的公式计算各个穴位的开放时间，在穴位开放的那个时刻进行针灸治疗效果最好。赵大夫就是用这个方法成功治疗了许多的急性乳腺炎、慢性阑尾炎等疾病，患者反映特别好。

后来她让她在无线电系工作的老公开发了一个脉冲波发生器，用电子脉冲代替针灸，效果更好。但是，“子午流注”计算十分复杂，既要把阳历换算成阴历，又要计算各个穴位的开放时间。一般很难记住规律，这也是“子午流注”难以推广的原因。赵医生找到我，问我能不能用计算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试一试吧。接着就带了两个计算机系的学生，编制起程序。当时是苹果机大行其道的年代，苹果机上有简单的图像显示和中文处理功能，因此我除了显示各时辰穴位开放计算结果，还让学生编制了形象的人体穴位显示图像，什么“足三里”，什么“膻中”穴、“气海”穴，几百个穴位都能够准确显示出来。

通过这个课题，我了解了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生命中的“生物钟”现象，在国际上是70年代之后刚刚开始的，而我们的祖先在一千多年之前就深刻了解生命的时间节律，并且成功的应用到临床治疗实践中。
可惜我这个人，就是习惯于“见异思迁”，一个课题搞到几乎可以商品化的地步时，忽然对新的课题感了兴趣，就把精力全部转移到别的方面，别人也接不上，只能无疾而终。有人说我是“黑瞎子（狗熊）掰苞米，掰一个，扔一个”。如果当时我能够乘胜追击，完成这个项目的商品化，再搞它几个型号系列，扩大战果，那么现在我就是拿专利费也可以不用上班了。弄不好，可以弄个公司经理、董事当当。

这几年的业余医生生涯，给我带来的感悟就是：人的生命实在太脆弱了，各种病害时时在侵袭着我们，防不胜防，无病无灾就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我要忠告大家的一句话，就是：请珍惜您的健康，珍惜您的生命。

CHUJIAKANG

游泳，是我一生中最喜爱的运动。

我在上海的家，房子后面就是一条河，名叫“三林塘江”。50、60年代，江水是很清的。夏天，大人小孩都在江里游泳。母亲怕出事，从来不准我们去学游泳。只有在岸上看看的份。所以，到哈军工之前，我始终是个旱鸭子。

进军工后，每周一次两小时的体育课。冬天是滑冰，夏天是游泳。军工的游泳池是室内温水游泳池，浅水池长25米，宽15米，有六根跑道（应该叫“泳道”吧？）。最浅的地方水深只有1米2，刚刚过肚脐，最深的地方也只有1米8左右，所以初学游泳是最合适的。深水池深4米，是个跳水池，有2米、4米和8名跳台各一个，水清见底。墙和地清一色的贴着白瓷砖，游泳池两侧还有看台。这样的设施在60年代的哈尔滨高校里，可能是条件最好的室内游泳池了。后来到宁波大学，见到包玉刚体育馆中的豪华游泳池，全部是1.8米深，初学者根本无法在游泳池中学习，简直设计者就是彻头彻尾的外行。

教我们游泳的女老师姓齐，一个十分端庄、美丽、体裁匀称的女上尉。听说在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得过金牌，从解放军体工队退役之后到哈军工任教。她把学员根据游泳水平高低分为三个组，我们这些超级菜鸟在第三组，由她亲自调教。出手果然不凡：第一堂课什么都没有教，就让我们手拉着手，在浅水池的浅水区里熟悉水性。做到见水不害怕，在浅水中能够控制自己身体，能够步行。第二堂课开始学习蛙泳的基本动作，先练习手的分解动作，再练习脚的分解动作，然后是手和脚的配合。先在岸上练习，然后到池中练习。练习脚的动作时，每人发一块泡沫塑料板，手扶着塑料板在水中收腿、翻掌、蹬脚、夹水……。齐老师就在岸上观察和纠正大家的动作。这样四个教程下来，我这个旱鸭子，超级菜鸟，居然能够用标准的姿势完成蛙泳的整套动作。后来的练习主要是练习换气，增加每一次游的距离。换气关过了，一次从10米，游到25米，逐渐可以100米。500米……，这就算合格了。

游泳课上，洋相不断。第一次上游泳课，有位农村来的同学，在更衣室冲完澡游泳裤还没有穿上，就往游泳池跑，被值班男老师撵了回来。幸亏女学员洗澡慢，游泳池里还没有人，否则洋相就闹大了。还有就是游泳池地面铺的瓷砖，很滑。老师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快跑，结果还是有位老兄摔倒得了脑振荡，后来学院专门买了橡胶垫，铺在走道上防止再发生摔倒的事故。再有就是有的女学员不注意，游泳衣带子松了，露出了咪咪，自己还不知道，还使劲在那里练习，让那些“饿狼”饱了眼福。之后，这些男生们每周就是盼望游泳课的到来，比上任何课都要兴奋，实际上这样的“好事”那能天天有？呵呵~~~

真正检阅我们游泳水平的是1964年夏天。一个日本友好团体到哈尔滨拍摄新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情况的纪录片，黑龙江省的外宣部门感到很难组织到社会上近千个会游泳的人，就向军工求救。学院拉出了六个学员队，基本约一千人，规定不准穿军装，一律换上老百姓的服装。好在是夏天，把录取报到时穿的衣服从箱子底下拿出来穿上，还是一个标准的老百姓。大卡车拉到松花江边防洪纪念塔，分成几个方队，按照口令，先后下水。小日本坐着汽艇，带着太阳帽，举着摄影机，跟踪拍摄。松花江在哈尔滨那里只有500多米宽，这对于我们这批经过专业训练的“兵”，就象玩一样，轻轻松松的排着整齐的队形游到了对岸太阳岛上。小日本一个劲叫“约西，约西~~~”。从此我知道了一件事情：新闻原来都是假的，我们经常在“以革命的名义”弄虚作假。

文化大革命时期，串联到武汉，住在东湖边上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简称“水院”）里面。晚饭后经常去东湖游泳，青山绿水，心旷神怡。67年夏天，还在北京横渡颐和园昆明湖。同班三个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结伴从石舫下水，游到了对面的十七孔桥--南湖岛上岸。

最激动人心的是1968年夏天，武汉高等院校为了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两周年，于6月18日举办横渡长江活动。水院的朋友问我们去不去？我最喜欢凑热闹了，这等好事，怎么能不去呢？18日那天，早早起床，乘坐水院的大交通车到了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大约有几千人，黑压压一片，按学校列队。江面上浮着巨型标语牌：“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气球、彩旗，煞是热闹。高音喇叭中广播着下水顺序，某某学校，第一梯队，某某学校，第二梯队……。我们水院方队是第二梯队。下到水中，江水冰凉，不过游起来就不觉得冷了。一会儿，下起了磅礴大雨。好在前面有巨型标语牌，游累了，可以假装去推标语牌，扶在标语牌浮筒上偷偷懒，就是脚抽筋也不怕。雨越来越大，江面上能见度很低，学生们（红卫兵们）群情激昂，边游，边呼革命口号。原定到汉口的江汉公园登陆，由于水流急，一下子把我们冲到了汉口郊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几千学生在江边农田里挨着冻。好不容易，接我们的大交通车来了，也不管是不是水院的车，大家争先恐后往车上挤，把车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这可能是我毕生最浪漫的时刻：男男女女，都只穿了游泳衣裤，比全裸稍微好一些，胸贴着胸，背靠着背，肌肤相亲，却毫无邪念。从汉口郊区开到武昌桥头，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找到自己的队伍，换上衣服，回到水院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了。水院食堂为大家准备了热姜汤，午饭。到招待所，一身疲劳，一觉睡到了半夜三更。

据说1967年武汉组织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活动时，出了问题。由于岸上指挥混乱，下水时后面的队伍没有等到前面的游开，就往下走，一时失控，把先下水的不少学生压在水底下，死了好几十个学生。所以，这次接受教训，严格各学校方队的下水顺序和时间，并且用高音喇叭指挥，果然秩序井然。就是我们被冲到下游很远的地方，指挥部也能够马上派车来接我们。

后来到广州又横渡了珠江，这样中国南北三条大江我都亲自横渡了。这无疑是一种吹牛的资本，只要有人问我会不会游泳，我就回答他（她）松花江、长江、珠江我都横渡过，怎么样？无比自豪。特别可以引起初涉世的DD、MM们的羡慕和崇敬。

最惊心动魄的是1971年夏天，我和教研室其它几个65级留校的年轻老师到哈尔滨汽轮机厂实习，由我带队。一天下班早，大家商量到松花江游泳。在松花江大桥桥头下水，那一段江水是松花江的支流，虽然只有100多米宽，但是水流十分遄急，又突然起了大风，大浪一个接一个扑来。有个姓饶的老师，游到江中间时突然变色，大叫不行了，不行了。我们赶紧游到他身边，问他什么事情？是不是抽筋了？他说不是。只见他惨白着脸，语无伦次的说：浪，来了，浪，浪，又来了。我们哭笑不得，安慰他：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们一起游，很快就过去了。谁知道这个脓包，就是游不动了，眼看他似乎快要沉下去了，马上两个人架住他，一面告诉他快到了，一面招呼江面上的救生船。快到岸边时，救生船也到了。连拽带拉，把他拖到了江心岛的沙滩上。危机过去，我也瘫软在沙滩上了。要是真的出事，死了一个人，我是带队的，自作主张带他们来游泳，责任难逃。

多次在大连、青岛、北戴河、北海银滩开会或者度假，在海边游泳，虽然海水蓝蓝的，景色宜人。但是总是游不起来，因为海浪一浪接一浪的向岸边拍来，很难控制住自己游的方向，不如在江河中间游的舒服。只能插蜡烛一样，站在海水中，浪潮来了，人随浪潮跳一跳，也算泡过海水澡了。

1978年，我们把原军工的11号楼及其附属设施、体育馆、游泳馆都从军区手中收了回来。经过整修，游泳馆重新开放，我们又有了一个游泳的好去处。我夫人十分喜欢游泳，在沈阳读中学时她是运动员，得过沈阳市中学生运动会跳远第三名。又是体操运动员，自由体操、平衡木、高低杠，样样都会。我们每周周末都一起去游泳馆游泳。等到我被选为哈尔滨市科协副主席后，到体育教研室领了一张领导专场入门证，可以不用买票在星期三晚上带全家进去游泳。专场时候，游泳池里人比较少，游起来非常舒服。而且绝对不会和学生们在一起游，也不会有游泳池“色狼”的捣乱。还可以和院系领导及其夫人子女交谈，培养感情。为此，我夫人特别高兴，似乎已经跻身到了领导夫人的行列之中。女人的虚荣心一旦得到满足，对于做丈夫的绝对是件大好事，天天给我好脸色看，呵呵~~~

来宁波后，四星、五星级宾馆接二连三盖了起来，都有豪华、高级的室内温水游泳池。去游了几次，就是找不到在松花江、长江里游泳的那种感觉。就像现在我在吃着山珍海味的时候，经常想念过去吃的烤青苞米、煮大馇子粥一样，在我游泳于豪华游泳池里时，怀念的仍然是当时的松花江、长江，留恋着当时的“少年意气”、“雄姿英发”。

CHUJIAKANG

1983年，学院成立了以院长邓三瑞教授为首的系统工程研究室，从各系抽调一些老师参加研究室工作，我有幸能够成为研究室第一批成员。

从北京传来消息，国务院总理召集一批著名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由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引出，讨论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不久，黑龙江也层层召开座谈会、研讨会，组织讲座。据说哈工大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事前翻译了一批相关资料，编印成册，居然成为抢手货，供不应求，扎扎实实发了一笔小财。

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大力普及微计算机，省科协决定以船院和哈工大计算机系为骨干，成立“黑龙江微计算机学会”，学会成立时把我选为理事。第一次理事会，商量怎样开展工作，七嘴八舌，众说纷纭。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学会活动需要经费，这是头等大事。于是一致决定成立“黑龙江省微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隶属于省微计算机学会，从事微计算机技术应用开发和组织微计算机货源供应。
人生许多事情，要来的就一定来，你想躲还真的躲不了。理事会上，推举了计算机系的殷老师为公司总经理，把我也推举为副总经理，同时当选副总经理的有省计算所的老金（副总工程师），省科协的老王（普及部副部长）和哈尔滨市经委（技术处副处长）的老李。呵呵，一个公司七、八个人，五个总经理。难怪老百姓要说，街上一块招牌砸下来，伤了四个人，其中三个是公司老总，剩下一个一定是处长、科长。
第一次经理办公会议，先确定公司开办地点，项目计划，人员，工作人员待遇等等。省计算所慷慨提供了公司办公用房，位置在香坊区的省计算所一楼，大约有60多平方米。省科协老王负责跑营业执照、银行帐号等手续，市经委的老李负责在哈尔滨市一些企业落实第一批客户，我负责微计算机开发相关技术问题，殷总经理抓全面。同时从省计算所借调了一名会计，借了一些办公桌椅，公司就算开张起来了。

有几次经理办公会在我家开，我老婆在另一个房间听我们讨论，等他们走了，笑着和我说：储经理，象回事的哦，我怎么觉得好像小孩过家家似的。呵呵，我说怎么像过家家？我们正儿八经在干大事呢。

当时IBM公司的PC机（PERSONAL COMPUTER，也就是台式个人计算机）还没有问世，市场上主要是美国苹果公司的APPLE II。6800CPU，64K内存，5英寸软盘驱动器，没有硬盘，配有6800汇编语言、BASIC语言。连406所的CCDOS中文操作系统都还没有开发出来，中文输入采用的是台湾的苍吉编码，一分钟最多能够输入十来个汉字。就是这样，APPLE II 比国产大型计算机TQ-16的性能还是要优越得多。

从学院到省计算所坐3路公交车，大约需要40分钟。我每个星期去3到4个下午。联系好货源和用户，我就忙起来了。计算机运来都是散件，一台一台都由我来组装，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DIY。但是没有象现在DIY一台计算机那么有很多选择余地，所有的部件只有一种规格。只要把32个2KB的内存IC插到主板上，在扩展槽里插上显示卡、打印卡、软盘驱动卡，把显示器、键盘和计算机连上，就可以把一台计算机调试出来了。但是一批货几十台计算机，工作量还是不小。

对外开放，引进了一些西方的企业理念。一次办公会上，一致通过公司要统一着装，经理每人做一套西服。市经委老李自告奋勇，说认识道里的一家裁缝铺，由他去采购衣料、联系加工。大家都很忙，既然老李有这个积极性就让他去张罗吧。谁知道老李打着小算盘，购买面料、敷料他一个人跑，到和裁缝铺联系时，五个经理他做了六套西服，偷偷给自己多做了一套，发票全部拿到公司报销。后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老李这个人不地道。果然，不多久老李为了争地位和我们闹翻，离开公司自己以市经委名义开了一家公司，再过两年，听说进了牢房。因此，做人一定要本分，贪婪的人最终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省科协为了扶持公司，把一笔大单子给了我们：为了帮助全省中小学开设计算机课程，省科协拨出专门经费，补助中小学购置计算机。公司接了这个单子，获得到利润基本上可以维持将近一年的日常开销，包括赞助微计算机学会的一些活动。

当了经理，各种应酬也就多了起来。不过当时的哈尔滨也没有什么太豪华的宴请，酒席上面除了冷菜拼盘之外，都是一些大路货东北菜：溜里脊，古老肉，溜肥肠，溜肝尖，椒盐排骨，弹簧菜（就是摊鸡蛋饼），木须肉（鸡蛋、肉丝炒木耳），小鸡炖蘑菇，酸菜炖粉条，苏白肉等等。硬菜就是水发鱿鱼，水发海参，红烧鲤鱼之类的。什么生猛海鲜，鱼翅燕窝，什么拿破仑、XO，都还没有流传到东北。因此，请一桌也就是五、六十元，没有腐败到那里去。

在我的提议下，省微计算机学会编了一本《微计算机大全》，厚厚的有900多页，内容包括基本原理，计算机结构，操作系统，BAISC语言，汇编语言，接口，汉字处理，单扳机原理和应用，单片机原理和应用，计算机控制等等。在当时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我在组织好编写大纲、队伍后，因为研究室工作比较忙，后期统稿、出版就没有再管了。这本书的发行给微计算机学会提供了一大笔活动经费。

老李出局之后，老金和老王开始闹矛盾了。老王是个颇有心机的人，喜欢耍小聪明。老金是朝鲜族人，直肠子，脾气暴躁，有时候天真得可爱。他瞒着我们在外面接受一家公司聘请，两面当经理，拿双份补贴。这就违反了我们一开始立下的不准在其他公司兼职的纪律。但是考虑到和省计算所的关系，只告诉他不能损害公司利益，没有和他闹僵。老王看着不顺眼，就使了一个坏招。很神秘地告诉老金，北京某公司有一批进口汽车要处理，地点在某某路某某号，找某某人，有鼻子有眼的。当时捣腾汽车可是可以赚大钱的，只要搞到货源，钱就滚滚而来。老金很想为新东家立个头功，二话没说就请假去北京。大热天，在北京找了个底朝天，某某路某某号就是没有这家某某公司。急得上火嘴直起泡，离开哈尔滨时在新东家那里拍了胸脯，回来没法交帐。等回到公司，想找老王算帐，老王早就算好老金要回哈尔滨，借口联系货源去苏州计算机厂了。我看着老金一肚子火没有地方发泄，坐在办公桌前直喘大气，也有点可怜他，觉得老王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赶紧安慰老金，劝他消消气，等老王回来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等老王十天半个月从南方回来，老金的火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只和老王说了句：你老兄坑人也不要这么损，真受不了。也就拉到了。但是隔阂已经形成，以后的合作，肯定是面和心不和的。好在老殷有我全力支持，公司日常业务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公司开了将近一年，事情来了。先是工商局成立了“双打”办公室，打击假冒伪劣，打击走私。按理我们和假冒伪劣、和走私根本不搭界的。但是为了政绩，南岗区工商局“双打”办公室还是查到我们这里来了。先是查帐，查库存，吹毛求疵找毛病。找来找去，偷税漏税和我们不相干，走私和我们不相干，假冒伪劣也不相干。最后找到了一条：我们和计算机配套的“XY绘图仪”进价和售价的差价是进价的30％，说是暴利，把公司帐本全部拿工商局，说要严厉处罚。

记得那天我在家中，老殷脸色憔悴到我家，连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让他把情况讲清楚，明白来龙去脉后，先去区工商局会会那个周科长。进了办公室，等了有半个多小时，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进来，辟头辟脑就先训一顿，要我们交待问题。我和老殷据理力争，毫不让步。最后他拿出文件点着其中一页，指给我们看：看看，规定绘图仪批零差价12％，你们是暴利。事情来得突然，我们无法反驳，就说回去研究研究再来听取处理意见。

回来后，我让在哈尔滨文化用品公司当会计的老婆把文化用品批（发）零（售）差价的相关政策文件拿来，好好研究。文件拿来后，发现文件里面讲的绘图仪是学生学三角几何和做机械制图用圆规、三角尺（规定最大批零差价为12％），而不是计算机配套的X-Y绘图仪。根本是两码事。

拿到这个文件，我和老殷到省电子局找副局长、省计算机推广办公室主任郝局长、郝主任汇报，老郝连说几句：乱弹琴，乱弹琴。给我们出了一个证明：计算机产品是高科技产品，在销售过程中有服务和技术开发，文化用品批零差价的政策在计算机销售中不适用。

考虑到工商局的年轻科长盛气凌人，不给他一些台阶可能会胡来。因此我们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通过熟人把周科长约出来，一起吃了一顿饭，送了一台电风扇。并且把省里郝主任的意见很艺术的转告给他，这是后门。另一个就是拿着申诉状和相关文件，正式到工商局和“双打”办公室约谈，走前门。就这样演了一场戏，问题全解决了。

回来我和老殷说，公司不能办下去了。政策变来变去，谁知道以后又有什么花样。接着我们就申请歇业，办好手续，把帐面上的余款都转到微计算机学会帐号上，到银行销帐。我的经理生涯也就告一段落。

谁知道事情还没有完。不久上面为纠正全民经商的不正之风下了一个文件，规定D政干部不准经商。文件到了学院，院办要求各系自查，并且根据道听途说，发了一个通报，列举了学院内D政干部经商的案例，其中就包括我和老殷在内。虽然不算处分，但是也很窝囊。我约了老殷找学院的D委钱书记，陈述这个通报严重失实：我们两个不是D员，也不是ZF官员，也不是干部，我们是非D人士，是普通教师，因此“D政干部”不准经商的政策和我们不相干，这是一。我们受黑龙江省微计算机学会委托，兴办技术咨询公司，是为了相应上面号召，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推广微计算机技术，不是经商，这是其二。要求D委单独发文，挽回影响。

钱书记听我们讲得在理，把D办主任叫来，告诉他赶紧起草个文件，向老殷和我道歉。商海风波至此才完全结束。

当了一年经理，在商海中沉浮，值得庆幸的是最后全身而退。对我来说，增加了阅历，增长了才干，也结交了一批朋友，为省微计算机学会提供了不少活动经费，也确实为推广计算机技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当经理的一年中，我看到了一些人的贪得无厌的本性，看到了政府执法部门干部的素质低下。因此，进一步了解了社会，了解了改革开放之不易。好好的干部、学者、技术人员，一进入商海，十个有九个会变坏，实际上不坏也无法赚钱。如果给我第二次机会下海，那怕是再大的诱惑，我也会避之唯恐不及。

CHUJIAKANG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之后，神州大地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招兵、招生、提干，都要考虑阶级出身。即使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都要从防止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记得当时有个电影叫《千万不要忘记》，写的是电机厂一个年轻人，星期天总是到松花江打野鸭子，还买了一件148元的呢子大衣。被长期生活在农村、艰苦奋斗一辈子的爷爷看到，狠狠批评了一通。看这个电影是被当作政治任务，每人必看，看后还要组织谈感想的。
我们进了军工，院领导认为我们都是百里挑一，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所以，一开始环境还比较宽松。但是，到了1965年寒假之后，情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开学，学院就组织在全校师生中开展“小四清”运动，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绷得紧紧的。
1965年春天的小四清，是在老人家亲自发话，通过他在学院学习的侄子给学院领导布置的。大家也不知道在如此单纯的学员中怎样搞运动，清理些什么问题？挖潜伏的特务？查贪污受贿？谁也不知道重点在哪里。于是先是试点，找到学员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革命化问题，要肃清青年学生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习俗，才能彻底走上革命化的道路。后来就全面铺开，终于走上了上面希望的轨道。
运动开展后，系里，院里，都有下来蹲点帮助我们搞运动的干部。到我们班里的是院政治部的一个少校，姓乔，后来熟悉了，我们就叫他做“乔老爷”。随着运动是深入，领导发现：阶级斗争，真是“无处不在”，确实“触目惊心”：
有隐藏极深的国民党少将，其实是个爱国的留德归来的军工专家，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国民党军工厂担任总工程师，军工筹建时被陈赓院长当作专家引进的。这次被作为国民党特务被揪了出来，运动后被安排到技术部仓库当了一名保管员。还有大右派陈沂，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的著名才子。当右派后发配北大荒军垦农场。被陈赓院长要来，运动中也难逃厄运。
有技术部一个上校，接连利用职权，奸污了4个手下的女兵，属于道德败坏分子，开除军籍、党籍。有一个教研室年轻教员，把手YIN后沾满JIN液的手纸放到同教研室女老师抽屉里，进行S_E_X骚扰的。有学员专门偷女生游泳衣的。还有一个系揭发出来，有个学员什么都偷，空墨水瓶、钢笔帽、半截铅笔、橡皮……，拉开他的内务柜抽屉，简直像个破烂王的仓库。其实这也是一种精神性疾病，可以通过心理治疗使他恢复正常的。
从我们班揭发的材料来看：班里的体育委员，爱好体操运动，不喜欢穿军绿色的解放鞋，喜欢穿白运动鞋。而且洗白运动鞋时为了保持鞋的纯白，还用白粉笔涂在鞋帮上。因为刚刚放映的反映阶级斗争的影片《箭杆河边》，里面一个作风不好的坏分子外号就叫“小白鞋”，足以证明穿小白鞋的都不是好东西。大家批判时就用《箭杆河边》电影作为例子，说明穿小白鞋的危害性。直到他痛哭流涕，决心痛改前非，大家才让他过关。
有用香皂在盥洗间里面洗手绢的（贫下中农哪里有钱买香皂洗手绢？）有不遵守学校“两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规定，继续偷偷和中学时代女朋友通信的。甚至还有人来军工后仍然和苏联女孩保持通信联系的，这个人毕业分配就收到了影响，至今还在一所地方大专教书。
有的同学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待了，冥思苦想，终于发言交待小时候偷看家人洗澡的丑事，有的交待了自己有手YIN的恶习。几年后，在当了老师，教研室里同事聊起这段历史，都说不堪回首。记得有个核物理专家老李说：当时每个人都要交待，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亮到光天化日之下，个人的隐私权一点也没有了，极大伤害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真是斯文扫地。
后遗症最大的是领导动员大家互相揭发，并且作为考验每个人的试金石。这下把平时宿舍里面开玩笑的话，都掐头去尾拿出来批判。运动过后，宿舍里面谁也不开玩笑了，到头便睡，死气沉沉。
我们班里最大的问题是南方人抱团问题。我们班级28个学员，有8个是上海人，2个苏州人，2个杭州人，一个无锡人，一个南京人，占了全班总人数的一半。这些南方人在一起，也不管北方同学在不在场，总是叽里咕噜讲“鸟语”，北方同学听不懂，离开也不好，不离开也不好。偶尔南方人轰然一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笑话自己，恨极。
这次可好，乘着搞运动，北方同学名正言顺的联合起来，上纲上线，批判南方同学不搞五湖四海，搞地方主义、小集团，堕落下去就是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发言到了后来，几乎成了控诉，声嘶力竭，义愤填膺。
学员队和系里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作为我们班运动重点中的重点。南方学员人人表态，表示出一副悲恸欲绝的样子。谈认识，挖根源，找整改措施。最后，指导员带着我们开了一个会，会上南方学员一致表示，今后要和北方学员搞好团结，在学院里面所有场合一定讲普通话，绝对不讲“鸟语”。总算过关。这样，居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我的普通话在这之后几年里突飞猛进的有了进步，为我以后工作后进入政界奠定了一个演讲能力的基础。
两个星期停课搞运动，结束时，人人痛哭流涕，感谢党挽救了我们，决心一心跟着党，狠批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跨出了“革命化”的关键一步。
运动结束，班里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有近一半学员写了入党申请书，有两人（原班长和团支书）被发展为党员。这些都作为运动的成绩写到了学员队和系里的运动总结材料中，层层上报。学员内部报刊《工学报》，连续刊登了各系运动后的新气象、新风貌。真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
回过头来想想，真的很可笑。我们抓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抓的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搞得人人谨小慎微的，唯恐越雷池一步。同学之间再也不会说知心话了，原来有记日记习惯的朋友，也从此封笔不写了，因为一旦白纸黑字，被人看到，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上线，政治生命立即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