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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南宋新迹象及其结果 [打印本页]

作者: 菩提无树 时间: 2004-12-5 10:56 标题: 南宋新迹象及其结果

发信人: 泰坦的冬天 (心真的会痛), 信区: history
标题: 南宋新迹象及其结果
发信站: 两全其美 BBS (Thu Sep 16 12:24:37 2004), 本站(lqqm.net)

元1000年的宋朝就已具备了大规模生产能力：这个军事经济极为发达的社会，一年能生产完全相同的铁箭头1600万支以上；它有世界上最大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以此支持宋朝120万军队。这比800年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澳洲一位学者提出，13世纪的中国北部，已用水车带动的传送装置作为动力的机器把粗糙的大麻捻成细纱，这机器使用32个纺纱锭子，使用的技术与现代的环锭纺纱机很相似。何以已具备大规模生产和机械化的中国社会，随后的六、七百年却没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甚至这种纺织机也已失传，只能在散佚的史料中偶现一斑？

宋朝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朝代的新迹象，这些新迹象原本是为历史准备了不同的演进模式，但是宋朝却错过了使这些新迹象发展成为一种新生力量的机会。宋朝的经济实际上很发达，手工业繁荣，并出现了许多大城市，重要的是有许多已从消费性行政城市转为生产性城市。柳永写杭州的词即可使人领略昔日风采：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而汴京的繁华则描进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了；宋朝的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很兴盛，财政上对外依赖已很严重。丝绸之路转到海上，广州、泉州是有名的国际性贸易中心，来自东南亚、阿拉伯的商人云集于此。这也刺激了造船业的发展。由于北方民族的压力，宋朝的经济重心已有了转移，在南宋形成以大运河为轴线的南北经济、文化杠杆。贸易的繁荣与人口增长关系很大，正是众多的人口使市场潜力无限。而剩余人口则流向第三产业，因此宋朝的酒肆、戏院很兴盛。宋王朝全然不像明清的保守，对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采取宽容和支持的态度。表面上看南宋很像半海洋型国家如地理发现前的法国。

对外的发展一方面是陆上贸易中断之故，另一方面这时期的福建、广东人很有些海上冒险的精神和勇气。技术发明和经验积累也为航海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比如指南针、船尾舵的发明，使远洋成为可能，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尼的香料、宝石对欧洲社会的吸引是巨大的。

阿拉伯人则作为中间商，沟通了文化的交流。但这种大发展的局面在元朝中断了。到了明朝，陆上贸易再度中断，明朝不得以转向大海，同样是安全与贸易的动机，开通了与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政治经贸关系。

南方的农业在南宋发展很快，生产率的提高，为剩余人口提供了丰足的粮食。但是安全环境的压力，始终使宋廷摆脱不了一座兵工厂的命运。粮食、布匹、铁器等都成了军事物资，被征集到国家手中，囤积仓库，使市场的商品流通无形中被抑制了。而在欧洲社会，则形成了技术对农业、农业对贸易、政府对经济支持的良好局面。而政府出于军事竞争的需要，自然会支持给它带来财富的经济变化──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便产生了。在中国没有出现那种政府支持经济向新的方向转化的情况，主要是担心这种转化会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

在中国，政府垄断了供社会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兵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政府还完全控制了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这些限制使商人受到压制，始终没能形成一个阶层，经济也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欧洲就不同了，除了德国的物产比较丰富，法国的土地比较肥沃之外，其他国家如英国、葡萄牙自然条件不甚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是内部需求所致。一直到16世纪，葡萄牙人虽然控制了亚洲贸易线和一些战略要地，但欧洲的商品成本太高、质量又次，在南亚、东南亚和中国仍然没有市场，很长的一段时间，欧洲人在亚洲都扮演了中间商的角色。

这种对外贸易的依赖，使欧洲的各国政府成了经商、军事的混合体。

因此政府不但支持经济的转型，并且在其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宋朝的技术发明允冠前几代，作为世界技术的主要供应国，技术革命缘何没有在宋朝造成一次大的社会革命？况且外部的地缘政治刺激也实在可以使其做出必要的反应。

经济的发展、规模的扩大对劳动力需求又不可得时，技术就成了最好的代替物。而技术的出现，使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加了，争效率就成为这个社会发展的特征。然而在中国，一直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这种人口压力在王朝后期更加明显。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革命、灾荒等等就出现了。故而王朝初期，人口相对减少，加上大规模的拓边，对技术需求，就出现新技术发明和推广，这主要是在农业领域。但到了王朝后期，人口激增，或者发明的动力减弱了，或者技术改进的动力丧失了，许多技术被废弃了。虽然人口压力在不同朝代、不同阶段表现不同，但这样一个农业社会，人地比例总的来说是失调的，因此对效率是忽视的。这时候管理上是绝对粗放的，以规模化代替了效率。

有时，甚至成本大于产出。

文化的不同表现也影响到中、西两大文明在转折关头的表现。儒家文化“以农为本”是不可更改的陈法，整个社会重农轻商的风气更是历经数代而不消。文化制度——科举为下层人提供了升迁的机会，某种程度上，使官僚帝国社会保持流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期望成为“吏”，一个纯粹政治的社会，就如同一个纯粹军事的国家，是畸形的，不可能面临机会而有效调整。中国商人有了钱就捐官、购地，变成一个有员外身份的地主。商人阶层终未能形成一种气候，去影响政策。这和西班牙的没落很相似。但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中，城市的自治性，为商人阶层提供了保护，得到充分发展然后有了社会地位。商人成为市长、高级官员是极平常的事，而由于统治阶层有许多人出自这个阶层并在利益联系上千丝万缕，因而能使得一项项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法规顺利出台。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对欧洲的扩张也是有帮助的。

欧洲人的宗教热情促成了十字军的冒险，同样也有利于后来的海上扩张。对于财富的欲望是最充分的前提——这一点不同于儒家文化刻意抑损财富以及道家的清心寡欲对于商业的发展的消极影响。

文明是一种有机体，它的构成要素不但要同时具备，并且这些要素须成为一体相互作用才能出现文明生长的动力。使社会飞跃的也不可能是一个因素，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一系列的变化”。我们纵观过去的千年历史，就会发现，这些构成新文明生长动力的要素在中国不是孤立存在，就是非同时存在。这最终使中国失去在文明衰落时自行产生一种新文化的机会。奥斯曼帝国、莫卧尔王朝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文明是经不起孤独的，孤独是不能促成文明进化的。亚欧大陆之所以成为全球力量的枢纽，与其分布着几个重要文明有关系——这几大古老文明之间有着一定的交流。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指出：人类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美洲就是一例，在哥伦布到达之前，大约只有很少的几批人抵达的。三千年前中国的殷朝可能有一批流亡兵将通过白令海峡到达该地，他们可能影响了印第安文化。除此之外，缺乏必要的通讯手段，使他们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因此，玛雅文化、印加文化以及阿兹特克文化较之亚欧大陆的几个重要文化发展要慢得多。

在东亚之地，汉文明一直处于核心地区，它使得周边国家受益，但外来文明则很少影响到它。与地中海不同，在其周围有几个令人眩目的文明：希腊、埃及再往东是阿拉伯文明及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彼此联系很密切，或战争或贸易或传教士，各方都能吸入其他文明的文化、技术，发展能持续，比如欧洲、阿拉伯、埃及、波斯的文明及帝国都曾相互交错，通过政治、军事手段，文化彼此渗透。西方文明的发展就受益于拜占庭、伊斯兰及古希腊文化和中国的先进技术。

一个很明显的遗憾是宋朝与同时代的几个重要文明缺乏有力的交融。汉朝儒文明的火炬传至唐朝已经奄奄，而这时印度文化恰到好处的惠至，使儒文明因吸入其他文化而重焕生机。但唐以后，宋、明、清都较少吸收外来文化，而自身的创造力也逐步减弱。使中华文明在后来失去吸收能力的恰恰是地缘政治现实。中华社会是一个创造者，在其周围的或为游牧民族，或为半开化的社会，从不曾对中华文明有所推动。也许正因为中华文明一向使周边受益，很少成为接受者这一事实，便使之逐步走向了自命不凡、满足，以中央王国自居，并拒绝其他文化的优秀。直到西学东渐，欧洲的铁舰击碎了文化内省的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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