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反击

小马哥

本文旨在强烈反对包括大汉族主义在内的偏狭的民族主义！



公元前八世纪，周天子的首都受到了一支游牧民族的攻击，天子在这场咎由自取的劫难中身亡，得到消息的中原各国勤王部队纷纷开进渭河平原，虽然组织于仓促忙乱之间，但对于入侵者仍有着绝对的军事优势，敌人也自知无力与中原军队对抗，根本无意占领这座城市，在烧杀抢掠以后就陆续地撒退了，所以在遇到不大的抵抗后，勤王之师顺利地收复了首都，但这城市已被战火败坏，人口逃亡，城垣被毁，无论从王室安全、承担供应和有效行政各方面来看，镐京已没有了这个能力，新王在继位后不得不离开肥沃的关中地区，将首都东迁到了洛阳，周天子从此失去了对各国进行制衡的实力基础，各国中与游牧民族相邻的则开始了建造长城保护人民和即将丰收的庄稼。这是游牧民族第一次对中原的最高威权发起挑战，“尊王攘夷”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提了出来，此后的半个千年内，长城内各国为着为土地与人口火拼连年，长城外各族则为水草和畜群而角逐不休。如果把这段历史看作一场不期而遇，是不是已预示着这两种不同经济组织终将有朝一日狭路相逢？


这个历史性的相遇在哪里呢？公元前三世纪，秦国取得了长城内的最终胜利，一个帝国成长了起来，正舒展四肢，将举手投足之所及毫不犹豫地攫取。中原在几百年战争中的融合同化，人文差异已经缩小，凭借着这些有利条件，政府规范了文字的书写，制定了度量衡标准，铺设了标准化国道。军队有着严格的组织动员程序，全国人口被纳入军事化管理中，这种模式对未来的二千年有着重大影响，直至文革。文武官员被派往各地管理各种事务，除了皇帝，他们对任何人没有人身依附，他们的工作只对皇帝陛下的政府负责。这大一统政府是个历史空前的巨灵，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现在要挟扫六合的余威剩勇解决北方的威胁。公元前214年，始皇帝命令蒙恬领兵三十万对付目前在河南之地（河套地区）活动的匈奴，目的在解除他们对首都的威胁，结果是匈奴北走七百里，“胡人不敢南下以牧马，士不敢弯弓以报怨”，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取得的重大胜利。春秋战国时各国修造的长城对于匈奴来说已形同虚设，由于几百年来的风蚀沙蚀作用和缺乏维修，败坏不堪，而且还有着多处山口可供自由进出。于是，政府又征调几十万人力修建新的长城，修补衔接原有的城墙，驻军守卫，增设了九原郡等安置边民屯田，这种主动防御的战略得到了十几年的安宁，直到始皇帝逝世而蒙恬将军无辜成为宫庭阴谋的祭品。


泰山刻石,李斯丞相书,字为小篆体，中国最早的法定标准化文字。刻于公元前219年,十年后续刻,共222字，历经沧桑，现仅存十字，于岱庙东御座大殿露台前西侧

几乎同时，北方胡蛮狄夷之中匈奴头角峥嵘，他们大概操阿尔泰语，势力范围在大兴安岭至青海之间，是此间连绵五千华里之草原与戈壁的主人。匈奴部队全由骑兵组成，由于经常对其他部族和农业地区的人口掳掠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又不缺乏马匹，匈奴容易动员组织起一支机动灵活，行动神速而且数量庞大以十万计的武装，能随时投入战斗。依靠这样的武装，匈奴征服了大兴安岭的东胡，把月氏人赶出河西走廊，并威胁西域各民族国家。但匈奴仍然大大落后于精耕细作的农耕地区，文化进步缓慢，终其民族消亡，也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至少是现今的考古家们没有发现匈奴有文字的物证。匈奴的经济乃是一种原始粗放而又单一的牧业，几乎没有手工业，日用的许多物资仍需通过与农业区贸易中取得。一遇大风雪或长时间的干旱等恶劣气候状况，这种原始单一的畜牧业就难免没顶之灾，则匈奴人一年辛苦飘泊之劳作换来的只有破产与饥寒交迫，他们只能被迫向南迁徙到北纬40度附近较温暖的地区，甚至更南边的地方，他们的牲畜会不时地毁坏农人地里经过精心护理的庄稼，匈奴人还经常抢劫当地人家的粮食；而农人则趁他们的困境以很贱价格交易他们的牛马，或因他们的破坏而不接济他们。所有这一切又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纠纷和矛盾，仇恨在这里滋生漫延。因而在汉代，纵使让匈奴单于血管里流着汉家天子的血也没有能把战争抹去，和亲政策虽能暂时带来缓和局面，却始终不能把地理气候和贸易不平等的因素消除。



在陈涉一声呼啸中秦亡而中国大乱，河套、河西草原之上又见到了匈奴人成群牛羊。不仅如此，汉王朝创立后，在敢于挑战中央的异姓诸王身后，也隐隐飘浮着匈奴单于的影子。由于匈奴插手帝国的政治，前200年，汉高祖率师30万北伐，结果被匈奴冒顿单于的30万骑兵围困于今日之山西白登山。这场实力的较量中，中原帝国暴露出经历多年战火后的虚弱，只是这虚弱还不是匈奴能吃得下的虚弱。想想一千四百年以后，蒙古铁骑横行时，少则数月，多则二三年，就能把号称强盛的欧洲西亚国家灭掉，而要灭掉在中国历史上最潺弱的南宋却耗费了他们半个世纪三代人的时间。只因战争是生命和物资的消耗，这战争对匈奴而言是赢不起，对汉王朝来说是赢不了。采取了和亲政策之后，美丽的皇室女子和丰厚的嫁妆被送到了苦寒的北方，大战争是没有了，但匈奴侵扰未绝。因此除了和亲，汉帝国也时有采取贸易制裁等般手段给北方施加压力，对匈奴所需的酒曲铁器绵织等物资以限制，汉代的海关还严禁弩这种远距离攻击武器对匈奴的出口。


凭吊白登山古战场，只剩下和二千多年前一样的苍凉

[ Last edited by 小马哥 on 2005-2-6 at 10:17 ]

小马哥

周天子从此失去了对各国进行制衡的实力基础，各国中与游牧民族相邻的则开始了建造长城保护人民和即将丰收的庄稼。这是游牧民族第一次对中原的最高威权发起挑战，“尊王攘夷”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提了出来，此后的半个千年内，长城内各国为着为土地与人口火拼连年，长城外各族则为水草和畜群而角逐不休。如果把这段历史看作一场不期而遇，是不是已预示着这两种不同经济组织终将有朝一日狭路相逢？

亲与休养生息政策似乎给了匈奴人一个明显的印象，即这个帝国软弱可欺，就象臣服他们的各种民族一样，他们闹得越凶，南边就会送来更多的女人和资财。记得当初


河西战役是反击匈奴八年来对最具战略意义的一役，在前121年春夏间 武帝命霍去病率汉军出陇西，越乌鞘岭，进击河西走廊。霍采取长驱直入突袭的战法，短短一周内连破匈奴五部。接着翻越焉支山(甘肃山丹大黄山)千里，与匈奴鏖战于皋兰山，匈奴损伤九千余人，至此，汉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打开了帝国与西域交通线路，通过结盟或胁迫使西域各国形成对匈奴的战略牵制。


读细柳营一文时，因慰问视察军队的皇帝车队被挡在细柳营辕门之外而佩服周亚夫将军治军之严格，同时为这位将军胆敢对皇帝如此怠慢无礼感到吃惊，然而更想不到是周将军却获得了文皇帝的极口称赞。违了君臣礼义却不被追究反受称许，这一情节在历史上是少之又少的，更何况这是个领有军队而担负着首都警卫的高级军官。只有将情节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上，我们才能看清这其中的真实，其时为公元前158年，匈奴在河南地（河套）发起了挑畔，前线（上郡一带）最近首都的时候也不过三四百公里，这段距离只是匈奴骑兵的两三天路程，一路烽烟相望，京畿一带已划为战区加强戒严以提防意外之变。而细柳、棘门和灞上就是部署在长安外围西、北、东三面的防区，战争气氛相当紧张，防止敌人伪装偷袭而验证口令严格门禁已为正常，故另两个防区司令官因警惕性低而受到“儿戏”的批评，而周亚夫未被文帝猜忌反受称赞，这是在平时不可想象的。同是这位将军，因为让景帝觉得他可能会对将来继位的皇太子刘彻不恭敬，而被逮捕治死，这已是十几年后的事了。这份记录从侧面反映了和亲政策不成功，匈奴对汉地的抢掠已发展成了匈奴贵族组织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第六个皇帝刘彻继位的时候，帝国已有了七十年休养生息经营，中央对国家控制力之强和物资丰富是前所未有的，祖父辈的英明给这位年轻的皇帝开拓疆土和反击匈奴创造了政治与物质条件。刘彻故去后，继承人给他上的庙号为“武皇帝”，意为武功显赫的皇帝，倒也十分贴切。武帝在位五十四，是中国历史上战绩突出且享国至久的皇帝，他保有这一记录直到十八世纪时为康熙皇帝刷新，其间长达二千年。他一生致力于四方，向西南夷推进，在云贵高原设置了行政机构。在南方，消灭了自他曾祖父汉高帝建国以来就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在海南岛上也设置了正式的行政区域，恢复了设在越南北部了郡县，边界南推到北纬13度。在东面，帝国的统治延展到了朝鲜半岛上，但他最为关注的是对匈奴的反击战，他断断续续地将这场战争进行了四十八年之久。穷兵黩武而奠定中国基本版图和确立儒家学说而罢百家都是刘彻留给后人的。后世对他评价可谓毁誉参半，即使2200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家黄仁宇还是说“仍要在长期的历史上评判”。
    其实汉帝国早就有反击匈奴的打算，并试图建立包括中亚细亚各国在内的反匈联盟。在前138年，曾派出以张骞为首的100多人的庞大外交使团进行广泛联络，其间两度被匈奴扣留，虽然完成了历程一万四千余华里的艰苦外交游说，结果却不理想，包括大月氏在内的多数国家虽痛恨匈奴的奴役勒索，却因信心不足而意存观望。然而，生存于双方而言，皆属正当必需，故外交失败并没有能挡住政治经济运动中起作用的规律，汉帝国的反击只是时间问题。缺乏交流和协调的两个民族迎头相撞是必然的。
    公元前133年，经过御前一番激烈的辩论之后，刘彻决定采取强硬的政策，并批准了在马邑伏击匈奴主力的计划。其后马邑之谋由于匈奴单于的机警而落空，但这事件标志着汉帝国对匈奴的政策已是180度大转变，开始主动寻找战机给匈奴尽可能的打击，揭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庞大的帝国虽然行动缓慢，一旦运动起来则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


河西战役同时，李广在河西战场1500公里外的右北平出击，成功地牵制了匈奴左贤王部。图中边界为现代中蒙边界


前128年秋,匈奴进入辽西、渔阳、雁门郡。汉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出雁门郡，李息出兵代郡，是役匈奴以死伤数千名终。
    前127年“河南之战”,匈奴进犯汉之上谷郡、渔阳郡。卫青率汉军从云中出兵，李息从代都出兵，西至陇西，大败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于河南（今内蒙河套一带），俘虏匈奴数千人，掠获牛羊一百余万的战利，收复了河南地置朔方郡，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塞堡。
    前124年,匈奴大规模进军朔方、定襄、雁门、代郡、上谷。卫青率领十余万汉军出塞七百里反击，是役匈奴阵亡一万五千余。之后，匈奴退到漠北。
    前121年的河西之役和前119年的漠北战役是双方决定性的战役。河西战役实现了汉帝国对匈奴实行战略牵制的目的，使匈奴后院起火。漠北战役中，汉军分两路北进大漠1000公里，战略目的明确，志在消灭匈奴。是役匈奴丧失了几乎全部军力，北匈奴开始了影响欧洲历史的西迁，但帝国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且为这些战事元气大伤。


漠北战役。汉武帝为了彻底歼灭匈奴主力，确定了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的具体作战方针。集中精锐骑兵10万，组成两个大的军团，分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另以步兵几十万，马匹十余万配合行动。在漠北与匈奴进行会战，共歼匈奴9万余人。


……
    汉代的征伐无非是一个开始，此后有突厥、鲜卑、蒙古等十多个游牧民族先后雄据大漠与农耕区的汉民族对峙，两个不同的文明还要在二千年内苦苦纠缠，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构成了亚洲历史发展的一条线索。如何审视和叙述这样的历史必须慎之又……
    ……
    用过去的、现在、未来的目光来看这都是场悲剧，但在历史理性角度看，这是人类成长过程中一种必然，是一种成本，现时看不合理却是当时无法避免的成本，我无意合理化过去的历史，但它却符合历史的理性。当人之生存、族群之生存必须弱肉强食被视为人性之恶时、被视为历史的反动时，可知人在进步，我们会寻求一种避免财富浪费而又安全的低社会成本的制度化安排……  

小马哥

古
战场已掩埋在历史的风沙中，只是今日戈壁雪月霜天之下，曾有数十万冷兵器时代的军人不敢爱惜生命碟血鏖战，又及有见诸史实之酷烈军法，以至引起双方高级将领的叛逃事件，兵胜之日爵禄荣进，是为国家的英雄，败军之时祸及父母儿女无辜三族，除了敌国之外竟无处容身。如李陵，飞将军李广之孙，李氏祖孙皆为帝国拼杀于疆场，而其本人即以五千步卒转战千里抗拒匈奴十万骑达一月之久，粮绝不继后被俘，一家老小随即被汉武帝逮捕斩杀，即使他苍老的母亲也不得幸免。又有贰师将军李广利，本人即刘彻亲戚，征西域夺得大宛国汗血宝马（优良的军马种对提高军队战斗力和机动能力有著重大的意义，此举的意义绝不比现代军队的摩托化意义低。此马种至今为土库曼斯坦国宝，1986年“巴黎凯旋门杯”赛时一冠军马身价高达五千万美元！），因在一战役中败北，竟不敢回国丢下军队逃入匈奴。又如在公元前133年曾力主北伐而具体组织策划马邑事件的王恢，亦因马邑事件落空命丧牢狱。太史公司马迁为李陵作辩护付出了男身的代价！对李陵之叛国我们很难遣责他罪大恶极，对太史公为叛徒受辱我们亦很难责难他是咎由自取，相反，他们的人格与遭遇获得了后世相当广泛的钦佩与同情，但另一方面，也很难对国家强施于他们人身上的种种无道不义加以遣责，因为我们已洞悉了历史的过程。从这些军人文人的人身经验可见战事的残烈已超出了今人的想像，只因双方进行的都是以国运相赌的战争，不严刑重赏则无法维持当日的组织动员，而非刘彻性格刻薄寡恩，他本身就承受了最大的压力。



汉代的征伐无非是一个开始，此后有突厥、鲜卑、蒙古等十多个游牧民族先后雄据大漠与农耕区的汉民族对峙，两个不同的文明还要在二千年内苦苦纠缠，民族战争 和民族融合构成了亚洲历史发展的一条线索。如何审视和叙述这样的历史必须慎之又慎，客观和公正往往不自觉受制于民族立场，时至今日，民族问题和历史问题仍然纠缠在一起构成了时事热点，狭隘的民族主义（包括大民族沙文主义）仍然在世界各地挑起流血事件，偏狭而豪迈的民族英雄主义仍然在报纸和互联网上流转。自然资源在空间分布的不均匀，导致了人们在获取财富过程时间不一致和方式差异，就是所有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用过去的、现在、未来的目光来看这都是场悲剧，但在历史理性角度看，这是人类成长过程中一种必然，是一种成本，现时看不合理却是当时无法避免的成本，我无意合理化过去的历史，但它却符合历史事物发展的过程。当人之生存、族群之生存必须弱肉强食被视为人性之恶时、被视为历史的反动时，可知人在进步，我们会寻求一种避免财富浪费而又安全的低社会成本的制度化安排。交往手段缺乏使经济地图上的山峰与沟谷难以自动地得以调节，武力成为解决利害冲突不得不选择的手段。


上图：2003年1月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人肉炸弹投向和平居民，在以色列唐人街中制造爆炸。在近两年内的多起爆炸事件中，其中至少六名中国人被炸死。
下图：在以色列强横枪口下的巴勒斯坦西岸
现代世界有著“联合国”“关贸总协定”“WTO”等等工具以调整利害关系，有高速公路、铁路、海空港口等工具实现大规模物质全球流通，有银行、股市、证券公司等工具调动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在国际流动，互联网技术更使信息传送冲破了政治边界的人为阻隔，所有的这些工具大大增进了人类的交流，改善了全球人际关系。古人也知道要消除战争行为，必须“化干戈为玉帛”，通过经济交流实现和平。因此，无论我站在哪一方，都迷入歧途，感情和道德不是我们用以评判历史的唯一工具，善恶贤愚更不是评判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因而在技术而非道德上借鉴往事避免复辙，杜绝反动才是历史的真意义。


2000年9月6日，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张凤国摄（新华社传真照片）

在此，我谨以黄仁宇先生的一段文字作结束：
    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15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15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奴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15英寸雨量线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2000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噶尔丹迫他自杀，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2200年后叙及秦皇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