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幸福汉奸生活

菩提无树

发信人: gng (gng),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周作人的幸福汉奸生活
发信站: 两全其美 BBS (Thu Jan 20 11:03:02 2005), 本站(lqqm.net)


万事开头难，只要一“下水”，以后就“顺流而下”了：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了委派他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4月28日，他“往北大本部陪宴，来者皆宪兵队长，共三席”。5月8日，他“往北大赴招考会”后，又“往赴汤尔和招宴”。5月26日，又“往北大办公处，应公宴，来者皆两方教育文化之官”。7月19日，周作人与当时已被委任为伪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钱稻孙，共同讨论北大文学院教职员人事安排，8月即接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9月3日，周作人参加了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的会议，成为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的成员……。
　　对于周作人来说，以上这一切活动不过是应酬。连文学院院长，他也是挂名，日常事务由学院秘书代理，他只是一个星期偶然去看一次。看来日方也宁愿让周作人这么闲着，他们原也只是要“周作人”这个名字罢了。周作人的应酬，出卖名字，自然都是有偿的：周家不仅结束了靠借贷过日子的窘况，而且开始大兴土木：从1939年7月3日（就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职三个多月以后）起翻修左右偏门，凿井，改造厕所，裱糊内屋，修造上房……等等。生活也日益阔绰，设宴招饮渐成常事，并且购制起狐皮衣裘来。类似的记载过去在周作人日记中绝少见有，这一时期却日趋频繁，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物质的（以及精神的）生活的某些微妙变化的。周作人也就愈加离不开侦缉队的保护。以至1939年11月，枪击事件后派来的三人调离周家时，周作人竟然依依不舍：“计住此已有十月余，于其去也，彼此各有惘然之色，赠以54元，信子予30元”。由当初的疑惧到此刻的依恋，周作人感情的变化可谓不小。
　　周作人的官当得正顺，他的后台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突然去世，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汤尔和的丧礼中，周作人的积极、热心是颇为异常的：他参加治丧委员会，写祭文，送挽联，以不同身份参加各类公祭，甚至一天之内接连两次也不知倦。汤的百日祭，64岁阴寿，周年祭，三周年祭，周作人无一不参加。汤尔和的儿子撰写的《汤公遗事》也是周作人为之作序。正像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周作人对其他亡友，甚至对钱玄同那样的毕生至友，也没有这样长久的隆重的悼念”①。而周作人与汤尔和虽然是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但在事变之前，向来少有来往，周作人对汤尔和也并无好评。周作人献给汤尔和的挽联尤可玩味：“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鬘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擅度中断，伤心轻打腠微言”。所谓“立经国事功”、“为救民苦难”，也是一种自我评价：周作人在把汤尔和崇高化的同时，也把自己崇高化了。但为什么一直追求“凡人化”的周作人，此时却如此热衷于崇高化呢？这里隐藏着的心理动因又是什么呢？……

①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

　　实在说，汤尔和逝世在日军卵翼下的华北伪政权确实是一件“大事”：因为他空出了教育总督这个大缺位。于是，汤尔和的后继就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事实上，活动早在汤尔和病危期间，已经开始。在汤尔和卧病长达半年时间内，教育督办职务一直由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代理，而时为新民学会副会长的缪斌早已垂涎于这一高位，他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牵线支持下，多方活动。但据说汤尔和临终前，却明确属意于周作人。这样，周作人就被推到了这场争夺战的第一线。汤尔和病逝以后，缪斌钻营更力，颇有相当呼声。此时王揖唐已继王克敏之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却属意于周作人，这当然也是出于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汤尔和去世后，王揖唐，原王克敏的秘书长、时为伪北大监督的瞿兑之，以及日本兴亚院华北连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松井信二大佐都与周作人频繁接触，周作人1940.11.26日记中，并有“下午，兑之来，以王逸塘（揖唐）之命来劝进”的明确记录。缪、周之争以及背后的日方两派之争，引起了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关注。据现在公布的材料，当时活动于日伪上层圈子的爱国地下工作者王定和、张东荪、许宝骙以及何其巩，就曾专门议论过汤尔和的继任者问题。而此四人的关系都颇为复杂。王定和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许宝骙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却与两党上层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人（包括周作人）都认为他与重庆方面有联系。1942年许宝骙从重庆归来，周作人还设宴为其洗尘。张东荪本属国家社会党（后改称社会民主党），与时为燕京大学校务长兼代校长美国司徒雷登又有非一般的关系。何其巩时为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他曾是冯玉祥的秘书长，和国共两党与其他派系都有联系。他们四人在不同场合的商议中，从政治斗争需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政治原则出发①，一致认为，“反正周作人已经当上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条腿已经下了水，那么我们就无妨顺水推舟，让他进一步出任伪督办，以抵制为祸最烈的缪斌，权衡利害，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这事是可以做而且是应该做的”②。围绕着这一政治方案，他们也进行了积极活动，不仅通过王克敏在日伪方面进行疏通，而且由许宝骙亲自登门游说周作人。许宝骙及他所代表的王、张、何诸人的意见与活动，一方面确是个人所为，并不是出于任何一方组织的正式决定，但又确实代表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利益与要求，不仅是国、共两党，也包括美国一方在内。因此，当以后周作人终于出任教育督办的伪职以后，在许宝骙作东的宴会上，司徒雷登，沈兼士（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秘密的国民党市委会委员，受命于国民党教育部组织的高教委员会）均在座，这自然绝非偶然③。周作人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棋盘上的一粒棋子，这对于以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自居的周作人，确实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而历史的嘲讽在于，周作人本人不但对于这一切幕后紧锣密鼓的紧张的政治活动毫不知情，而且在自我感觉上，一直以为自己拥有完全独立选择的自主性，以至晚年在说到此事时，仍然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④。周作人此一番自白，从他就任督办有自己的责任这一角度说，自有其道理，但闭口不谈他的就任是各方政治势力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他自己早已成为政治上的一具傀儡，却只能说明他的不清醒，即鲁迅所说之“昏”。其实，这历史的责任，真的是他周作人一人就承担得了的么？周作人这一自白，颇有点硬撑好汉的“破脚骨”气，而且也是做着“独立”梦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欺欺人的表演，这是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的。

①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所写《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确定了这一政治斗争的原则与策略：“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的人之用”。
②许宝骙：《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伪职的经过》
③司徒雷登早就对周作人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周作人元旦被刺后第四天，周作人日记中就记有“司徒校长来访”。
④周作人：《致鲍耀明书》（1964年7月18日），收《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

　　1940年12月19日，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①。第二天，北京《实报》上披露了这一消息。当天，周作人就接待了《东亚新报》与福冈、伪满洲、伪蒙疆等各报记者和伪中华通讯社记者络绎不绝的采访。周作人就任教育督办的幕后牵线人之一，日本特设文化特务机关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的调查官松井大佐，也于是日特地拜访了周作人，并对《庸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以平素不喜欢政治生活之当代文学界权威者周作人氏，出任巨艰，鄙人觉得非常荣幸”。25日周作人又第一次参加伪政委会宴会。1941年元旦，周作人正式接到汪精卫签署的伪南京政府委任状。4日，赴教育总署举行就职典礼，并向教署全体职员致训词等等；这场“就职”的傀儡戏至此结束，“半只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了。

①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伪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厅公函”，中政秘字207号，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

　　从此，苦住庵主人周作人就变成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周作人从形式上完成了从“学者文人”到“政治官僚”的角色转变，实现了他“老而为吏”的宿愿与追求①。但要真正实现相应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的转变，也还得有一个过程。应该说，一开始周作人还多少抱有“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的幻想，确也想替教育界略尽“维持”、“保护”之责②，至少使学生与当时的政治稍有脱离，这样也可多少维护一点自己的“清名”。这只是证明，周作人角色虽变，已俨然成为政治官僚，思维与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中仍不脱书生气。于是就发生了所谓“游行事件”。某日，伪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参加庆祝皇军占领宜昌大会，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以为学生总应离开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署中就根据这个文谕，转告市政府教育局和直辖各大学知照。次日，各校照例放假，却无一学生到会。伪新民会顾问、日军安藤少将大怒，要亲自去逮捕周作人，经日本大使馆一等参赞力劝而止。从此以后，各级学校只是有会必到，到必抢先。周作人则噤若寒蝉，不敢再去多管这类“闲事”了。③经过这一次教训，周作人的书生气果然收敛了不少。久而久之，周作人也就逐渐熟练地扮演起教育督办的角色来。于是，世人很快就看到，周作人匆忙出入于各种教育会议及各类讲习班，训练班，每次到会，必致训词，而每有训示，必大谈“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旨”，“更要对国民随时晓谕共产制度的绝对不适宜于中国，藉以肃正民众的思想，完成民众的心理建设”，“总之，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这是教育“在当前中日两国百年大计所负的重要使命”④等等等等。周作人在一本正经地宣读如此陈腐的训词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样热烈地主张着、鼓吹着教育的独立与自由，反对将政治教条强加于教育对象的。周作人如此起劲地自己反对着自己，这算怎么一回事呢？世人接着又在报纸上读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的大作了；不仅署名大有以官衔吓人的气势，题目也官样十足：“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一开口即语含杀机：“各校青年学生，意志薄弱，易入歧途，本总署于此极为注意，除将训育方针八条早经颁布通饬一体遵照实行外，复于国立各院内成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对于学生之思想举止……（实行）监察领导”。当年周作人因为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剥夺学生言论自由，实行高压而奋起反抗，如今身为教育总督的周作人竟公开宣扬要对学生实行“思想管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自由”，周作人喊了几十年的“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了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后来周作人宣布，“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⑤但自己亲笔写下的“历史”，岂是“不收集”就能抹煞的么？

①参看姚锡佩《周作人出任伪职考》（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1期）。周作人年轻时作过的“花甲登科”的梦（本书第一章6节），如今竟以这种方式实现，这是意味深长的。
②据于浩成《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3期）：“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于上午七、八时即按原定计划派军队进驻燕京大学，将代校长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等教授聚在一起，准备解去关押……听我父亲说（于父为董鲁安，原燕京大学教授，后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陆志韦先生在匆忙中低声告一位懂日语、以前经常代表燕大校方与日本当局联系、办理交涉的萧先生说：‘找周岂明’！可见周作人还是起到某种缓冲甚至‘保护’作用的”。
③参看于力：《人鬼杂居的北平市·安藤少将与周督办》。
④见1941.11.1《教育时报》3期。
⑤见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

　　1941年4月，周作人与钱稻孙等一行人赴日本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这是周作人第四次踏上日本本土。但今非昔比，今日之周作人是作为日本军队卵翼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及日本军方直接控制的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的身份，前来参拜的。这是当年报纸的报道：“4月14日，周作人一行抵东京”，“上午十时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后，更赴大宫御所秩父官邸问候。正午出席文相官邸中桥田文相主办之午餐会。下午一时半，赴高松莒御殿问候。二时半，参拜明治神宫，其次更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径往宿舍云”①。又是“问候”，又是“参拜”，还要“誓言真心”，周作人视为生命的“人”的尊严，独立人格哪里去了？这令人难堪的屈辱周作人还嫌不够，竟然于4月16日伙同钱稻孙一同往汤岛第一陆军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伤病人员，并捐赠500元。次日，又赴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日本海军伤病人员，也捐赠500元。周作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尊严、国格哪里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灵魂的出卖。人们不禁要想起周作人的那句名言：“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②。周作人曾用这话嘲讽了“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左翼知识分子，现在周作人自己却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的“明智”又在何处？

①见《庸报》1941.4.15报道。
②周作人：《苦茶随笔·蛙的教训》

　　1941年7月17日，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里突然播放周作人的广播讲话。声音依然低沉和缓，却不再谈童话谜语妖精打架，而是“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就意味着烧杀抢掠，无人区，三光政策……，它在沦陷区人民中留下了最恐怖的记忆。周作人一向批判中国民族的嗜杀性，现在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玩弄血的游戏，却口口声声说什么“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的途径”……
　　1942年5月2日至10日，为庆祝“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赴伪满访问，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场面，是“谒见”伪满国傀儡皇帝溥仪。周作人日记里这样记着：“5月8日，上午9时50分随主席进宫谒见，10时10分退出。10时45分来营访，10分钟后退去。11时50分又进宫，在嘉乐殿筵宴，一时半回公馆”。只寥寥几字，却把“谒见”的隆重与僵硬写得神情毕肖。记得胡适当年谒见溥仪时，“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不知这一回溥、周之间是如何称呼的？还有，溥仪被逐出清宫时，周作人曾著文祝贺他终于成了普通的“人”，希望他“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大学毕业后再往外国留学”①，并且坚决反对溥仪重新称帝，为此还和胡适发生过一场论争。如今溥仪又从“普通人”变成了“皇帝”，实现了周作人最不能容忍的“复辟”。“谒见”时，周作人不觉得尴尬么？用“比一时也，彼一时也”一句话，就交代得过去么？

①周作人：《谈虎集·致溥仪君书》

　　从“满洲帝国”归来，周作人又匆匆赶往南京，去为汪精卫祝寿。汪政府各头面人物“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亲自接见不说，汪精卫还特设家宴招待，周作人算是备受青睐与礼遇。半年后，1942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汪、周之间素不相识，关系为什么会如此密切？而且看来是周作人主动“上门”的：早在半年多以前（1942年4月）周作人曾为张次溪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一书作序，大肆吹捧汪精卫“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盖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②，又暗递秋波：惜留学东京时“未得见汪先生以至于今”云云。汪精卫心领神会，访问伪满时特选周作人为随员，并从此视为亲信。周作人向以“孤鹤”自命，在与人交往中这样主动送上门去，尚属首见。这又是为什么呢？也许是“惺惺惜惺惺”，自知已与汪精卫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许是汤尔和逝世之后，急需另寻后台？不管出于那一方面的考虑，周作人如此冷静地权衡利害，主动采取行动，正是说明他对官场的“权经”已经颇为熟悉了：周作人正逐渐“成熟”起来，不是么？

②这是周作人著作中又一次出现“投身饲虎”的意象，这自然包含有“夫子自道”的意思，是自我慰藉，也是自我辩解。

　　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周作人又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还要接见记者，发表“感想”。1942年4月22日保定视察归来，周作人即如此说：“河北省前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成绩甚佳，第四次治运尤为努力，除使人民坚定信念认识环境，以协力大东亚战争外，并完成保甲制度，办理清乡县警备队，以期剿共自卫。至于厉行节约，筹划生产，亦在进行中”。这些“官话”（也即官方的“黑话”）背后的事实是：加紧清乡扫荡，屠戮百姓，进一步勒索人民，剥夺早已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妇孺老幼的最后一线生机。周作人不是宣称，他之“下水”，“跳火炕”，是为了“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么？即使这真是他的初衷，那么，现在他的所作所为，如此地背道而驰，他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1942年12月8日，为配合汪伪政府所发起的以训练青少年为中心的“新国民运动”，华北地区成立了“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是日举行了统监部成立大会。周作人在会上作了《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下午在天安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周作人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主持检阅式。当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如今袈裟不换却穿上了日本侵略军的戎装：两幅自画像反差如此之大，实叫人啼笑皆非。周作人年青时原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算是个预备军人，但投笔从戎报国之志未酬，阴差阳错成了个文人；如今年过半百，却在日本侵略军麾下，穿上军装，阳错阴差又当上了傀儡军人，不，傀儡副统监。历史竟会如此地捉弄人！
　　但从照片上看，周作人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甚至自如的。“丑角”云云，“耻辱”云云，都是旁观者的历史评价；作为当事人，未必这么想，这么看。周作人以上种种言论行动背后，他的自我感觉，内在心理究竟如何，是颇值得玩味的。批判者们喜欢说周作人是趾高气扬的，以示他的厚颜无耻；同情者、辩护者则喜欢说周作人内心充满矛盾，心情十分沉重，以说明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被动，迫不得已。两种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描述也有相当根据，但却未必全是如此。周作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平静的。《新民报》的一位记者曾写过一组《华北政务委员会各总署督办素描》，写到周作人时，只说他“每日起床很早，（读书写作后）上午10时就到教育总署办公”①，这是一个勤勉认真的公务员、行政官吏的形象。这一形象也许更接近周作人的真实。周作人其实是按照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要求，说按规定他必须说的话，做按规定他必须做的事，一切按例行公事办，如此而已。但可悲与可怕之处也正在这平静。这正是说明，他终于从思维方式到情感、行为方式，以至心理素质上完成了从“文人学者”到“官僚”的角色转换，他已经彻底地官僚化了。所谓“官僚化”，即是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合格的“部件”，而他所服膺的国家机器华北政务委员会又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侵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这样，周作人事实上成了双重的傀儡，他的悲剧性也必然是双重的：从民族的立场，他与入侵者合作，必然逃不脱“背叛祖国”的历史罪责；即使从个人的立场，他也是异化为国家机器的“部件”，彻底地“工具化”了（周作人最为疑惧的厄运终于降临在他头上！）他的上述一切言行，都是一步一步地出卖昔日的自我，走到自我一切追求的反面。周作人宣称他要“救出我自己”，实际却是彻底地否定与埋葬了“自己”。周作人参预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于这两者都彻底背离，说他“堕入深渊”即是由此而来。有人以为周作人虽有罪于民族，却换取了自我的自主与自由，这是大悖于事实的。

①载1942.4.3《新民报》河北版。

　　明白了周作人已经彻底地“官僚化”，就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周作人生活的另一面。他在大兴土木，改建住宅以后，又收买门前公地和左邻右舍，扩充住宅。他的日常生活也日见阔绰，日记中下述记载即可见一斑：“鑫昌祥来量衣，拟以赵君让与之狐裘改作外套，又为吉明、吉春①制外套各一件”（1941.1.16）；“付静子①外衣价292元”（1941.1.17）；“上午送外衣来，吉明、吉春各一件，共315元，外加狐皮百元也”（1941.1.24）；“和森介绍兴成估衣庄来，留狐皮衣裘二领，共千五百元”（1941.12.22）；“买高岛屋客室用桌椅全份12件，2100元”（1941.5.10）。早就够得上称为“美食家”的周作人，此时于吃喝自更讲究：“午在同和居宴客，丰一为主，为小儿弥月也，共有八席”（1941.2.16）；“和子一周生日，在家宴会，又以二席犒使用人，丰一夫妇同小儿在同和居设三席待客”（1942.1.12）；“静子女美知弥月，在同和居设三席，家中一席”（1942.6.13）。日记中这样的宴席记录已是司空见惯。家中的奴仆也越来越多；有人据日记所记给予家仆的工钱或赏钱计算，1941年全家仆役共13人，1942年11月就增至23人②。而周作人给奴仆的赏钱也豪爽得可以：“晚，家中用人贺（孙女和子出生）喜，各给5元，共65元也”（1941.1.12）；“下午付工资及节钱，又给买13号屋喜钱共200元，统计约出800元也”（1942.9.18）。所有这一切排场与物质享受，都属官僚所必需，甚至成了必要标志，周作人并没有用超法律的手段作额外的奢求，他的生活在同僚中至多也是普通水平。但唯其普通，周作人也就越视为当然，因此，也就沉溺越深。此时的周作人已渐离那“青灯一盏，清茶一杯”的清苦的文人生活，他越来越不能离开奴仆簇拥、宴席不断的生活方式，在精神、感情上也就越不能离开赐予他的这一切高官厚禄。于是，人们在周作人日记里，又注意到如下记载：“下午，闻方少峰被狙击，不知详情如何。……晚，启无来谈，知方君中颊，当无害也”；“晚，闻平白电话云：刘予生午被狙击，腹中二弹，已取出，可无恙”。这里所说方少峰即方宗鳌，在汤尔和病重期间是“代理督办”，周作人就是从他手里接任的；刘予生，即刘兆霜，是伪北京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同僚们纷纷受到爱国志士惩罚，使周作人又惊又恨，他从切身利益上感受到自我与爱国抗日力量的对立，在行动与感情上也就越依附于日伪政权。在听到方宗鳌遇刺消息后，吓得他非要把走了已经半年的两个侦缉队员弄回来不可，就是一个明证。不错，在周作人任教育督办伪职期间，他曾多次从各方面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星华，并帮助星华与李大钊的幼子光华从北平转往延安，他对李大钊的次女炎华及女婿侯辅庭也竭尽掩护之责。周作人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一些联系，大概也是事实。周作人也曾试图与国民党方面联系，曾多次找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沈兼士“闲谈”，他对许宝骙的拉拢，原因也在于以为许与重庆国民党教育界有联系。1946年国民党最高法院审问周作人时，曾有国民党地下人员张怀、董洗凡等作证，称周作人曾有掩护或联名保释被捕人员的举动，这都不会不是事实。这除了有私人感情因素外，也是出于给自己留后路的考虑。其实，在伪政权中，几乎每一个高级官员（如王揖唐、王克敏、殷同等等）都是同时脚踩日、国、共“三条船”的，这也是作“官”（特别是作“伪官”）的诀窍之一。周作人越精于此道，越说明他在官场上已经混熟了。

①吉明、吉春为周作人之孙，静子为次女。
②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

　　但比起更精于谋官之道的老官僚们，周作人毕竟初出茅庐，终难逃被愚弄、排挤的命运。1943年2月，在日本军方导演下，以王揖唐为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全班人马共署辞职呈书，周作人自也不例外。但经过紧张的幕后活动，新的政委会中，除朱深代王揖唐任委员长，苏体仁换周作人任教育督办外，别无更动，而王揖唐下任后又被选为伪国民政府委员，周作人下台后则无下文。因此，说来说去，所谓政委会改组，仅仅是周作人一人被罢了官。这使周作人极为尴尬，也大为恼怒。请看周作人下述日记：1943.2.6：“下午，子鹤来，汪翊唐（即汪时璟）来，述朱三爷（即朱深）意，令长北大，笑谢之，手段亦仍如冉公（指王揖唐），思之不快良久”；1943.2.8：“教署事已辞，却又可稍闲矣”；1943.2.10：“上午，别所君来访，云此次事出之王胡（王揖唐），为之哑然”，又云“朱深对汪主席云：周不惯政治，坚辞。对王叔鲁（即王克敏）云：日方反对，周放任学生。合前说而三，小人反复，常用手段如是也”。无须多加一字，周作人被罢官后的失望，又悻悻然，以至自我解嘲，委屈，怨恨……均已跃然纸上。直到2月17日，已是十多天以后，周作人日记中仍记有：“下午甚不快，阅毛诗疏消遣”，足见周作人当官已成习惯，读书自遣反不自然了。周作人还赋诗二首以抒怀，其一曰：“当日披裘理钓丝，浮名赢得故人知，忽然悟彻无生忍，垂老街头作饼师”，其二曰：“十年戒酒还成病，斜靠蒲团自著棋。待与秋风拼一醉，思量黄叶打头时”。表面上颇有重归隐逸生涯之意，但其中的勉强不得已也是不难看出的。经深得其心的“小徒”沈启无及知友江绍原的幕后活动—-他们向陈公博运动，再由陈向汪精卫说项，周作人最后也被选任为伪国府委员。消息传来，周作人简直是喜不自禁，在日记上慎重记下：“得汪主席电，为任国府委员事”（他当年在汪精卫及其夫人身上下的功夫可谓没有白费），并急忙“往政委会，……留片候朱三爷”。后来周作人去南京就伪国府委员职，回平后也即至大佛寺朱宅投片问候，这显然有示威之意，却也把周作人谋官之情切，得意之状暴露无余。这里还有一点余文：后来朱深以黄疸病逝世，周作人不仅幸灾乐祸地在当日日记上记上一笔，而且倒回去在前述2月6日即被朱深免职那天（周作人以为是他一生奇耻大辱，须牢牢记住）的日记上补记一笔：“小人做坏事，想不到不得百五十日活，此段事日后思之，亦甚可笑也。”这确实是“咬牙切齿之声可闻”。这里的周作人，他的心理素质、情感均已官僚化，再没有半点书生气了。
　　这样，周作人老而为吏，与外国入侵者合作的历史终于塑造出了一个称为“周督办”的官僚，它与唤作“周知堂”的文人学者，既有联系、渗透，又有区别，却都是真实的“周作人”的一面。孔子曰：“学而优则仕”，读书求仕这本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五四”以后，又有知识分子从政这一条道。应该说，这条路本身并无可非议，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思想转换为现实，这其中就包括有从政这一路。问题是，历史的事实却总是这样：文人一为吏，知识分子一从政，总要被异化，工具化，失去个体的自主与自由，即鲁迅所说“一阔脸就变”。周作人戏剧性的角色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喜剧，即是一个典型；这里所包含的普遍意义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当然，周作人的道路亦有其特殊性：他所“从”的“政”，是绑在外国入侵者的战车上的，带有更大的屈辱性、腐朽性与反动性；周作人作为一个标榜“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向自诩“脱离政治”，却最终与现代中国最黑暗、最肮脏的“政治”结为一体，同命运，共存亡，这里所包含的意义也同样引起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