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王的政治体制与黄老治世思想之冲突

菩提无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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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Jan  9 20:18:03 2005), 站内


内容为《权力潜规则》第五十五章

　西汉最大的矛盾与困惑是，封王的政治体制与黄老治世思想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哲学思想的“无为而治”或许具有一定意义与价值，作为政治学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一种真实有效的治术。将二者混淆，只能导致事倍功半。这一点，汉朝的当事者以及司马迁都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迁延至今，仍是一团混沌，并未得到认真的梳理。

　　最初，“无为而治”统治策略的弊端并未充分暴露出来。大家还盛赞曹参“无为而治”的成功。殊不知，曹参推行的“无为而治”中已经孕育着政治危机。王权正一点点被皇权吞并，已经露出权力归于一统之端倪。

　　这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在中国实行分权的政治体制，实行哪怕是不充分的地方自治，都是很难的。其中原因之一是缺乏文化上的支持。王权受不到约束与监督，恶性膨胀，很快就会威胁到中央的权力。此时，中央集权便得以名正言顺地绞杀地方权力。具体说，王权不遵守“礼治”、“礼法”是问题症结之所在。王权没有被约定俗成的范式所框定，随意性极强。一旦为王便为所欲为，超越王权的范围，这个问题，从刘邦封王的那一日开始，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梁孝王刘武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史记·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王宫豪华、珠宝无数，只是一个方面。梁孝王行为的不检点远不止于此。在皇帝立太子的问题上，梁孝王怨恨袁盎等议嗣大臣，暗杀了十多位。梁孝王刘武哪里还有半点自我约束，哪里还像王，分明是未有名分的皇帝。

　　梁孝王的儿子济东王刘彭离子承父性，骄纵凶悍，打劫杀人，掠夺财物。被他杀死的人，有案可稽的就有百人以上，弄得一时间无人敢夜行外出。经告发，刘彭离被贬为庶人，迁大河郡。（出处同上）

　　临江王刘荣被立四年，“因侵占宗庙墙外土地扩建宫殿而获罪，畏罪自尽”。（《史记·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鲁王刘余“喜欢建造宫殿、苑囿，畜养狗马……”。（出处同上）汝南王刘非“喜好使弄力气，建造宫殿，招纳地方豪杰侠士，十分骄横”。（出处同上）

　　刘非之子刘建是西汉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有名的纨绔子弟。他为王七年，坏事做尽。易王死去，尚未发丧，刘建就看中了易王的美人淖姬，夜晚派人把淖姬掳来，与她行云雨之乐。刘建与自己的亲姊妹也有奸情，皇帝知情后，刘建畏罪自杀。（出处同上）胶西王刘端“为人残暴凶狠，又患有阳痿病，一接触女人就病几个月”，自己不能布云施雨，于是对偷情犯事的处罚极其残忍，这已属变态。他手下的郎官有淫乱行为，诛杀他倒也罢了，刘端却将其儿子母亲一起诛杀。他自己则“屡次触犯朝廷法令”，对于守法的大臣，只要到了他胶西的地盘，总是找他们的“罪过”报告皇帝，找不到的就用药毒死了事。（出处同上）赵王刘彭祖“为人巧诈奸佞，卑下奉承，表面上谦卑恭敬，内心却克薄阴毒。喜好玩弄法律，用诡辩中伤人。”（出处同上）

　　赵王彭祖的太子刘丹与胞姐通奸。江充告发了刘丹，刘丹才被废黜。（出处同上）中山靖王刘胜“喜饮酒，好女色，有子孙一百二十多人”。他的亲人都指责他:“中山王只是每日淫乐，不帮助天子抚慰百姓，如何可以称为藩臣!”刘胜却在位42年安然无事。（出处同上）……管窥以上各王之一斑，可知王之全豹。为王则骄，得势则淫。王之腐化堕落远甚于皇帝。分封制在中国之行不通，被封者不能自我约束，是个重要原因。地方势力永远是政治动乱的源泉。不过，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从来都没有认真考虑过真正分权给地方，让地方得以真正地自治。没有真正自治，地方又总想自治，僭越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吴越反叛之后，中央开始往回收权，撤除丞相，改为相，佩戴银印。诸侯王只能享有租税，其他权力皆被解除。穷的王只能乘坐牛车了。造成这一结局，固然是“王”们咎由自取，但也不能不说是政治体制的一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