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献忠杀人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事答友人

菩提无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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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关于张献忠杀人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事答友人zz
发信站: 两全其美 BBS (Wed Mar 30 19:39:06 2005), 本站(lqqm.net)


我个人的看法是，献忠杀人和四川人口剧减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因为献忠起码是明末清
初四川之乱里在短时期里屠杀最多的刽子手。但四川人口的全面锐减却还不在献忠。
　　
　　献忠屠戮四川的这个说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一、法国传教士古洛东的《圣教入川   
记》，二、清初费密的《荒书》，三、解放初土改时在川西平原一地主家抄家抄出的当时   
目睹献忠屠杀成都的一地主的日记。
　　
　　《圣教入川记》是外国人写的，它是在很晚近才从法国翻译而知道的。作者是一个传
教士，传教者两人一直在献忠部队里传教，曾被献忠封为“国师”。他们在明末献忠第二
次入川前在成都传教，接触成都上层人物。据是书记载，献忠入川之初政策还是比较好的
，他们遂进入献忠部队，受到礼遇。按照他们的回忆，献忠大规模杀人发生在他开科取士
时，因为一个应举者在试卷里骂了他，献忠大怒，乃起杀心，遂坑参加应举来自全川的举
子。这个杀人动机在所有现存文献上都是一致的。有文献上说，该举子称献忠为“沐猴而
冠”（《荒书》），其后，献忠无日不杀人，成都市民开始逃跑，及三年，成都基本上成
了只剩下献忠部队的兵营，而献忠派出的军队分别在嘉定（乐山）和川北被明残余部队所
败，各地乡绅发动坚壁清野，使献忠军粮日蹇，献忠乃仓皇退出成都，向川东北顺庆（南
充）方向转移，在转移途中，一路清剿各土围子，以图获取其中的存粮。战斗异常惨烈，
几乎每攻下一寨，就尽屠寨中无论男女老少，然军粮仍远不够，兵士饿死者日增，于是部
队开始吃人，吃所屠村寨里年轻的，和妇女的尸体，最后吃羸兵。从他们的叙述看，献忠
还在世的时候，死亡的人包括两个方面：1。献忠在成都的大屠杀，献忠部队攻击各村寨时
战斗死亡和屠杀；2。饿死者，包括老百姓饿死和献忠部队的饿死。部队退至顺庆以后减员
甚多（有些文章谓献忠军尚有几十万，实际不可能，估计仅余十多万），加之献忠对四川
已丧失信心，乃决定北上陕西，在西充（南充附近）圣灯山誓师北伐时，准备以该二传教
士祭旗，由于大雾，为清豪格（时驻汉中）游骑（侦察兵）所射杀，献忠军遂乱，而传教
士得以幸免于难。
　　
　　我个人认为《圣教入川记》的这段记录基本可信，根据大乱前四川人口大约300多万，   
推测献忠杀人和战斗引起的死亡人数大约是几十万。
　　
　　《荒书》是幸免于死的明末清初人新繁人费密所著，费密系南明将领杨展幕僚，杨展
引军阻献忠部于嘉定（今四川乐山），大破献忠南侵部队，遂扼献忠势力于川南。杨展后
为南明军阀内讧所杀。他的许多亲身记录，包括他本人死里逃生的记录，多发生在献忠死
后，主要在重庆地区，而此时主要是献忠大养子孙可望坐镇重庆，已而，发生了屠杀，但
这样的屠杀已非献忠负责，而屠杀旋止，盖可望等不久与受南明节度的遵义（时属四川，
后划入贵州）方面部队领导达成协议，共同抵抗大举入川的清军。所以即使《荒书》把献
忠以及献忠余部写得杀人如麻，我们仍然可从《荒书》里窥见真正为献忠势力“正式”开
杀戒杀人的时期乃在清人入川以前，献忠开科取士之后，杀人地点如《圣教入川记》所述
，在川西平原至南充这一狭窄地区。他如现在一些人以献忠军入川北绵州、梓潼较少杀戮
以论献忠尽屠川之不实，诚有是也，盖献忠祀梓潼文昌帝君（或称梓潼帝君，即东岳帝君
，宋时川人守护神，亦见《梦梁录》），或谓其为祖，故宽以待川北之民，至是川北得以
保全云。而献忠北阻于明军亦属事实，因此，我认为献忠之屠杀限于川西平原至川东北南
充一线。《荒书》云：
　　
　　“清顺治丁亥四年（1647），四川大饥，民互相食，盖自甲申为乱以来，已三年矣。
州县民皆杀戮，一二刁遗，亦皆逃窜。而兵专务战，田失耕种，粮又废弃，故凶饥至此,时
米一斗银十余两,嘉定州三十两,成都、重庆四五十两，自得胜（张得胜）死，成都空，残
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役，人又死。是后虎为害，渡水登楼，州县
皆虎。凡五六年乃定。”又云：“古凶逆之惨，有屠城坑军者，未闻有屠山屠野，尽一省
而屠之，至千里无烟，空如大漠，书契以来未尝有也。”
　　
　　此段文字从整体上记叙了献忠走顺庆以后所留下的四川陆沉局面，而文字董而论之，
并不精确，盖献忠北阻于绵，南钝于嘉，其势力仅及于川东重庆（重庆以南涪凌地区，为
南明秦良玉部所扼。良玉虽在献忠入川之初迎战败绩，然后坚守石柱一线，献忠军始终无
法越雷池）至成都至南充，未可概于全川也。要之，亦只及此一地区，尤重在川西。（另
一可资参考文献是《滟滪囊》）
　　
　　因此，上文（见附录）所要澄清的重庆地区的杀人，《后鉴录》固不足道，作者也是
无的放矢。
　　
　　考献忠入成都以前，先据重庆，此时军纪尚属严明，否则，成都不会那么容易接受献
忠占领，必拼死抵抗，或空城逃亡。解放后为献忠翻案学者多引献忠在重庆治绩，谓有杨
柳街植树亲民一事，虽无确切文献证实，仅凭父老传说，固不可信，然亦可推想大致军纪
不差。然而仅凭重庆初期的行为，不能推得献忠在成都以后所为。
　　
　　地主日记为巴蜀书社在八十年代初所印刷，我原来有一本，后遗失。记得当时仔细读
了，觉得记录基本上是真实的。记录中有：初，城里（成都）、乡间闻献忠军自峡口入川
，颇不以为意，成都官府亦不为严重关注，后献忠军势如破竹，入夔州，破重庆，始惶恐
不知所适，而成都亦不调兵据守，自蜀王与藩守以下，皆弃城逃遁，献忠旋抵成都。作者
回忆，献忠抵成都数日后，有打着旗帜，身穿哨衣，头缠红巾的士兵一队在田坎上走过，
边走边敲锣，呼吁乡民登记，宣传献忠部队与民为善。后在该村建立治安政权，亦征粮，
百姓未有反抗者。后来亦闻献忠在城内大屠杀事，有大批市民逃至乡间避难。日记中也记
载大量当时所见所闻的事情，多为献忠无道屠杀事。日记最后告戒后世儿孙，大乱时宜往
郊野藏匿，勿作城镇中刀俎下肉也。
　　
　　从这三件文献材料所记录的内容看，张献忠的确是四川大屠杀中第一个，也是在短时
间屠杀最多的刽子手。
　　
　　献忠殁后，其四养子撤退至重庆，与明残余部队在川南、川东继续对立作战，后受南
明招安，与清军战斗十多年，其后，又发生了清官军与吴三桂军在四川的战争。
　　
　　我认为，四川在献忠屠杀以后剩下两百多万人大部分应该在这十多年期间的战争里不
是杀死，就是饿死或瘟疫病死所致，不能排除被清兵大规模屠杀的可能，因为清兵在扬州
和嘉定已有屠城前科，然而清王朝狡猾之至，尽行掩盖其罪行，至今不能发现确切文献以
证明。在康雍乾期间，满清统治集团肆行文字狱，全国噤如寒蝉，大量焚毁民间对清不利
的材料和记录。
　　
　　因此，总而论之，献忠开明末四川大屠杀之先河，实难辞其咎，而后清军与南明军、
三桂军纵横交战于四川全境几二十年，大部分死亡人民当在此期，惜未有详细资料，然仅
以上述分析，可知此估计不虚，不然，假定献忠果屠尽全川，清、明、吴军驰骋四川为何
邪？康熙中，有士人自陕游汉中、川北，瞥见该广大地区百里无人，尽成丘墟！此何人所
为？前已述及川北大部既已保全，断非献忠者也。
　　
　　另一个客观原因在于四川人口锐减以后，十室九空，千里弥望，野无炊烟（成都荒废
达十八年之久），以后大量入川的移民殊不知以前发生的乱事，于是在清政府有意误导和
少数残存文献确实记载了献忠大规模杀人的见闻情况下，咸信四川几乎全部被献忠所屠，
以后代代相传，及于民国，其实皆非明前土著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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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以讹传讹，以假充真
　　
　　“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75万，新军23万六千，家口32万。”(《蜀乱》
）”
　　　　
　　单看这一段文字，连几万几千人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似乎言之凿凿，颇值参
考。但是且慢，这段记载实际是传抄自《后鉴录》：“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
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
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
　　
　　那么，作为原始记载的《后鉴录》是否可信呢？就是在上面这段数字所在的同一段文
字里，仅作者所列举出的被张献忠杀死的四川人，加起来总共就达69900万，也就是约7亿
人。---- 我想这就不必再辩下去了，明朝万历年间四川的人口才310万，即使四川人口真
被张献忠杀光了，后来与清军斗争了十年以上的都是孤魂野鬼，那《后鉴录》的数字也最
少夸大了200倍以上！也就是说，最保守的估计，也把杀100人说成是杀2万人。
　　
　　如果完整地看了《后鉴录》，谁都能看出它提供的数字不可信，但是，当它被《蜀乱
》剔除明显不合理的部份而部份引用之后，却成了某些论者眼中“言之凿凿”的信史了！

　　
　　
　　例2：相互矛盾的记载
　　
　　或者，我们恰恰可以这样说：正因为现存各种史料大都指责张献忠的“嗜杀”，故而
这些史料也就都不可能故意美化张献忠，换言之，这些史料中所记载的对张献忠有利的史
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如果彼此出现矛盾，那么对张献忠有利的那一种说法基本上应是比
较接近真实的？(除非有故意美化张献忠用谎言为其开脱的理由)
　　　　
　　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从这些对张献忠大肆鞭挞的史料中将对张有利的史料找出来，
再一一去对照历次所谓“大屠杀”记载，会发现几乎每次“大屠杀”的记载都可以找到反
证。
　　　　
　　例如所谓的“屠重庆”，《纪事略》说“合城男妇大小二三百万有奇，俱尽锆锋刃”
，《蜀乱》说“尽屠其城”，说张把重庆的人杀光了。但《续绥寇纪略》却记载说“。。
。。。。初欲屠重庆，因是矣止。”而从《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录》的记载看张献忠
所杀则大都是明朝大臣和宗室。
　　　　
　　又如所谓屠成都，很多记载说张把成都人杀绝了，《明史》更明确指出地点“坑成都
民于中园”。但相反的记载也比比皆是，如《蜀难叙略》说“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死
”，就是说把发给的大顺钱币挂在脖子上表示顺从新朝就可以不杀。《续绥寇纪略》则说
“尽驱城中士民于中园，将屠之，忽见一物如龙尾下垂，贼惧，又以其党汪兆龄言，乃止
。”
　　　　
　　再如所谓青羊宫杀儒生(士子)，有些记载说是张献忠无理由的嗜杀，也有不少记载说
张献忠发现有士子暗通李自成便大开杀戒，滥杀无辜，然而上引诬蔑张献忠在重庆屠2，3
百万人(四川总共才三百多万人口)的《纪事略》记载此事经过时却说“诸生寓此(青羊宫)
。。。。(鬼离)魅现形。。。。。。从梦中惊醒，金金甲人无数。。。。。。皆裸体乱窜
，众贼一时大哗，皆云秀才造反，持戟乱搠，黑夜之中，不辨民兵，相互践踏，死者近千
，于是监者稍疏，诸生乘势奔出宫门者数百人。”这个记载中把“诸生”的趁夜突出青羊
宫说成是因为看到“)(鬼离)魅现形”“金甲人无数”，谁都知道荒诞无稽，如果剔除这一
显然属于捏造的幻象外，事件过程与事后大西军刑部尚书向张献忠所奏的“诸生伙谋不轨
，杀监守之兵奔逃”并无大异。因为青羊宫中人趁夜突然冲击青羊宫守军，守军被迫反击
，黑夜之中相互践踏，以致士子和士兵均有伤亡，而士子还有数百人冲出。张献忠所杀的
是拒不为大西效命，而且强行闯出宫门的“诸生”，这件事的是非姑且不论，但张献忠杀
的是反对他的人，而不是随意滥杀，甚至为杀人而杀人，在这一事件中却是显然的。
　　
　　
　　例3：洋人的记载
　　
　　洋人的记载，是否就一定可信？我们不妨问一句，去过美国的中国人写的有关美国的
文字就都可信吗？---- 甄别史料时考虑作者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但政治立场并不是可能
影响史料可信度的唯一因素。
　　
　　洋人或许未必是故意诬蔑张献忠，但如果他对张献忠有恶感(不能否认张献忠的草莽作
风的确可能令很多人产生恶感，尤其是以文明布道者自居的洋人)，能排除偏听偏信的可能
吗？要知道，张献忠在四川总共3年，他死于1646年，而《圣教入川记》记载的四川平定时
间是1681年，已经是康熙24年，在张献忠身后这35年中，忠于明朝的文人或是为清廷效力
的笔手随时都可以散布有关张的诬蔑之词，听上35年的话耳朵都可以听出茧子来了！“七
杀碑”不久是最好的例子吗？
　　　　
　　举例言之，《圣教入川记》说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
张献忠离开成都时还有７００人。到他临死时只有２５人”，张战死于西充，据《蜀难纪
略》记载，当时随行者“尚有一百三十万人”，《续编绥寇纪略》说“尚有五六十万”，
我们姑且按少的算，即五十万吧。如果说他死时只有25名官员剩下，而我们即使假定这25
名官员不包括将领，而且都是平行级别，那每个官员就要直接管理2万人，这可能吗？有任
何一个政权，基层组织能以2人为单位，以下不设官吏的吗？
　　　　
　　再请看《圣教入川记》本身这一段记载：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旗人权下者，逃亡地方，聚集人
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1660年间，川省稍定。。。。。。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
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至1681年，一连15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
遭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之后，地广人稀。”
　　　　
　　张献忠死于1646年，距离1681年有35年，而四川人口统计的最低点是在康熙24年即16
85年，换言之，外省向四川大范围移民是那以后的事。那么，这35年间和旗兵作战的，或
是遭吴三桂军蹂躏的，或被迫为其提供物资的，难道都是鬼魂吗？
　　
　　
　　例4：文物的声音
　　
　　明末清初，四川的人口落到了史无前例的空前低点，死了这么多人，总有人要来负责
的。而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对四川人口骤减负主要历史责任的当然不可能是“我大清”。
与其说流传下来的关于“四川大屠杀”的文字史料在口径上大同小异，毋宁说是因为它们
的口径符合统治者的要求才得以流传下来，才更接近实际的因果吧！----像《扬州十日记
》那种能流传到国外保存至今的原始史料毕竟是凤毛麟角。
　　
　　因此，考古发现有时可能成为文字史料的重大补充，一次考古中的重要发现可能提供
几百份史料和无数口碑都不曾保留下来的真相。
　　
　　“七杀碑”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
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
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南乡子 《四川大屠杀是谁干的》)
　　
　　再看另一个例子。
　　
　　乾隆七年，四川省梓潼县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就是官府发现存有民众私立张献忠
塑像，而且一直有人私下祷祝，香火颇盛。考古出土的《除毁贼像碑记》与文献《梓潼县
志》中收入的当时梓州知州撰写的《毁张献忠遗像》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此事千真万确
。试问，如果张献忠是那样一个百世不遇的杀人魔王，在他死后94年后，在“我大清”统
治已经历经了“康雍乾”时代后，四川还有民众胆敢私下为他立像祭祀，而且该像被毁后
，民众还易地重建塑像，在其后近百年时间里，还“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冥佑”，
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很多人，这是事实，但把他描绘成一个嗜杀无度的恶魔的那些记载
，却是充满了矛盾和漏洞的。
　　
　　战乱年代，直接死于刀兵的人口往往只占死亡人口的一小部份，而战乱持续时间越长
，间接人口损失率就越高。四川由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战略，其间接人口损失自然很大，
其人口损失因直接杀戮以外原因造成的占多数(饥饿，疾病，流亡。。。顾诚先生在《明末
农民战争中》根据史料记载提出了八种原因)，假定为六成，而在剩下的四成中，窃以为张
献忠杀人的比例不高于他在四川的时间占四川平定所需总时间的比例。张在川建立大西政
权3年，清兵在四川平定反抗用了10年，吴三桂叛乱导致的战争为15年，因此张杀人的比例
是杀戮造成的人口总数的大约十分之一，也就是全部四川人口损失的百分之四。如果四川
总人口损失为300万，那么张直接所杀之人为有十二万，考虑到中间有9年的安定时间，人
口恢复了不少，实际应该更高一些，可能有15万。(这当终也包括战争中的死亡)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统治3年，杀了15万人，如果再加进非杀戮死亡人口，那么短短3
年时间里四川就减少了40万以上的人口，平均每天死几千人，也够多了。但这远远不足以
使张成为四川人口锐减的“主犯”。
?